讲述院士故事 倾听院士心声

　　“10、9、8、7、6、5、4、3、2、1……点火！”火箭在瞬间腾空而起，中国人的豪情和智慧在一次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成功发射中迸发。

　　为了那一瞬间的腾空而起，李俊贤把自己最好的年华奉献出来，全部地、默默地、坚定地、毫无保留地……

　　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航天科学家，群星璀璨，熠熠生辉。可李俊贤甘愿远远地仰慕着、祝福着，“我从来没敢把自己和两弹一星的大科学家们联系到一起，我们只是做配套工程的，他们才最了不起！”他这样说道。

　　在对中国火箭推进剂创始人之一、黎明化工研究院原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俊贤的采访中，别人说得很多，他自己说得却很少。

　　开拓者的执著

　　“我们当初在青海的试制、装备设备都设在露天地，因为分析仪器跟不上，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李俊贤就在零下20摄氏度的车间里连续观察10多个小时。”

　　1958年5月，毛泽东同志发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提出了“两弹一星”及其推进剂研制任务。1960年6月，当时在北京化工研究院工作的李俊贤被紧急抽调加入到高能推进剂的研制队伍，承担偏二甲基肼等4个课题的研究。

　　火箭推进剂，又称“火箭燃料”或“火箭发射药”，就是让火箭冲上天空的动力源。在“两弹一星”系统工程建设中，推进剂的研制必须先行，只有先有了火箭动力源，才能设计和进行火箭发动机试验，如果没有推进剂，或者推进剂动力能量不足，就等于造了汽车而没有汽油。

　　时间紧，任务急，压力大。尽管存在资料缺乏、经验不足、基础薄弱等客观原因，但如果研究稍有延误，将会严重影响整个工程的进度。李俊贤和同志们对偏二甲基肼的20多种制备方法一一进行了分析，筛选出可能工业化的制备方法，充分论证后，决定研究用液相氯胺法制备偏二甲基肼。

　　事实上，选择液相还是气相方法制备偏二甲基肼，在当时还存在争议。经过反复试验后，李俊贤得出了液相法能在短期内完成提供大规模生产所需技术数据的观点和方法。

　　李俊贤怀揣着“国家需要高于一切”的信念以及科学务实的态度，坚持继续进行液相法制偏二甲基肼的试验。1964年，他的坚持终于有了结果，偏二甲基肼液相法研制成功。

　　推进剂研制获得突破性进展后，生产任务被提上日程。1966年，一纸调令让李俊贤告别北京，远赴青海，筹建黎明化工厂，建设中国第一套制备偏二甲基肼装置。妻子及3岁多的女儿和2岁的儿子也跟着来到了青海。

　　海拔2400多米、气压低、氧气稀薄，艰苦可想而知。曾与李俊贤在青海并肩作战的老同事回忆说，“那时候我们吃的就是盐水煮蚕豆、青稞粉，用青稞粉蒸的馒头黏得打到墙上都掉不下来，吃了又会肚胀难受。住的是干打垒，睡的是大通铺。”

　　黎明化工研究院原副院长兼副总工程师、我国过氧化氢创始人胡长诚也是李俊贤院士的老搭档，胡长诚告诉记者，“我们当初在青海的试制、装备设备都设在露天地，因为分析仪器跟不上，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李俊贤就在零下20摄氏度的车间里连续观察10多个小时。”

　　这些年来，老伴一直精心呵护调养着李俊贤的胃，因为青海的那几年艰苦生活使李俊贤得了萎缩性胃炎并导致胃出血。在采访中，李俊贤几乎没有跟记者谈起在青海受的苦，大概那个时候他全身心投入到科研上，什么痛苦对于他来讲，都可以忽略了。

　　偏二甲基肼由于能量高，性能良好，被我国长征系列火箭选用作主推进剂。从1970年开始，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到系列“神舟”号飞船升空，偏二甲基肼都被作为主推进剂燃料使用。直到今天，偏二甲基肼在国内仍是重要推进剂用燃料。

　　李俊贤的女儿李洁现在在黎明化工研究院做检测工作，她说现在每有航天发射都是他们家乃至黎明研究院家属院的大事儿，如果有直播，大家也都围在电视前，跟着紧张，跟着欢呼，那热烈的气氛不亚于指挥中心。

　　老实人的倔强

　　“要搞就搞世界一流的！相信科学，更要相信我们的实力！”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国海军服役的热动力鱼雷推进剂的技术指标远落后于国外发达国家。差距如此之大的原因之一，是推进剂的能量低。

　　李俊贤又领了新的任务——为某型鱼雷研制高能量推进剂。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李俊贤及其团队得到了突破性进展，并且最终得到证实，他们制备的燃料，其物理常数和安全使用性能与外媒公开报道的鱼雷燃料参数基本一致。

　　试验室研究虽然取得了成功，但工业化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因此，1975年11月在昆明召开的鱼雷推进剂会议上，使用部门提出先用国内已生产的燃料来研制新一代热动力鱼雷，等796燃料工业化研究成功后，再用796燃料研制新的热动力鱼雷。

　　理由是，他们认为新的热动力鱼雷难度太大，黎明化工研究所在两三年内很难提供大批量796燃料，担心会延误新型热动力鱼雷的交货期。

　　本可以慢慢啃“796燃料”这块硬骨头的李俊贤心里有些不安，那就意味着我国鱼雷要比世界先进鱼雷落后一代。于是他大胆提出，“要搞就搞世界一流的！相信科学，更要相信我们的实力！延误工期我负责！”

　　从来都是和和气气好脾气的李俊贤，在科研的十字路口，总会释放出他的另一种强大的能量——倔强。

　　决策者被李俊贤的倔强和执著打动，决定放手一试。经过李俊贤及团队紧张、投入的奋战，终于获得成功。1976年4月开始车间建设，1977年6月30日生产出了合格产品，提前向使用部门供应了所需的批量产品，使我国先进鱼雷研制的时间表提前了3年！

　　奉献者的情怀

　　“我从没感觉到委屈。我一个专科生，能得到国家的信任和支持，为国家做点事情，还当上了工程院院士，我已经非常知足了！”

　　1978年，黎明化工研究院从青海搬迁至河南洛阳。1979年，时任院长兼总工程师的李俊贤，敏锐地意识到，研究院的定位应该顺应时代大潮——“保军”是大局，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转民”也是科研院所转型的大势所趋，只有“转民”做好了，“保军”才有更坚实的基础。

　　结合黎明化工研究院的科研实力，李俊贤确定了“转民”的目标——研发国内大量急需而且尚无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胶黏剂和聚氨酯两个项目。

　　在黎明化工研究院近30年的200多项聚氨酯课题中，78项课题通过鉴定，26项获奖，然而这200多项课题的完成人中，全部都找不到李俊贤的名字。

　　黎明化工研究院科技部副主任时国珍说，“李院士是国内聚氨酯材料的奠基人物之一，但他总强调成果是大家的，年轻人更需要得到肯定，坚持要我们把他的名字划掉。”

　　如此爱护年轻人，做李俊贤的学生肯定特别幸福吧？李院士正在带的研究生、河南科技大学的杜颖异笑着说，“压力很大！早就听师兄师姐们说，如果你想学点真本领，你就报李院士的研究生！如果你想混文凭，千万别报李院士的研究生！跟李院士汇报课题、试验，不能用模棱两可的说辞，比如大幅提高，一定要确切的数字，不然交不了差。”杜颖异几乎每周都能接受到她的“院士导师”的亲自指导。指导时，对所有的技术细节，李俊贤都不会放过。“一次做高压试验，李院士怕我有危险，一直陪着我在实验室待了两个多小时，才放心离开。”

　　虽然在学术上严格，但李俊贤从不断然否定学生的想法，尊重年轻人的创新，每次学生告别，他都要送到大门口。

　　现任黎明化工研究院总工程师的王新德，也算是李俊贤的学生了。直到现在，王新德仍念念不忘与李俊贤打的第一次交道——“我大学刚毕业那会儿还只是实习生，参加班组的技术讨论，李院士给每个人发言的机会，我想李院士那么大的权威，实习生就不用说了吧，可最后他坚持要听听我的想法，在李院士那里，每个人都会得到应有的尊重，这对年轻人非常珍贵！”王新德说。

　　作为当年同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王新德也曾有过困惑，“火箭推进剂的爆发能量是靠我们一点点试验、摸索、感知的，风险性极大，而因为与国防有关，要求我们守口如瓶，甘于寂寞。我也曾打过退堂鼓，李院士找我谈话，给我讲他当年在青海艰苦条件下还能坚持的故事，鼓励我继续留在岗位上，不辜负国家赋予我们的使命。为了让我安心，李院士热心帮我解决两地分居的问题……”说起这些，王新德一度哽咽。

　　记者来到李俊贤家里，发现家中十分简朴。几个大文件柜吸引了记者的注意。“我爸的书都放在这种文件柜里，因为这种办公家具简单、便宜、实用。”李洁说，“在家他也经常工作，我们这些年都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李俊贤好学、用功，在黎明化工研究院是出了名的。

　　凡是和李俊贤一起到北京出差的同事，都记得每次到北京出差，李院士都要抽空到中国专利局去查资料，汲取专利文献中的最新科技信息。

　　直到现在，83岁的李俊贤依旧每天坚持上班。在研究院的图书馆里，年轻人会经常碰见他，可以当面向他讨教。甚至节假日，人们也会看见按时来上班的李俊贤。

　　女儿心疼他，劝他别再工作了，停下来，好好享受生活。可在这个只穿几十块钱的皮鞋、没有什么特殊爱好的老人心中，工作是一种寄托，是一种追求。“总会有新技术、新东西出来，我想了解！”李俊贤说。

　　就这样，李俊贤把他的时间、精力默默无闻地奉献给了工作，奉献给了祖国的国防事业。难道心里就从来没有过起伏？从来没有过委屈？李院士似乎觉得记者问得很不恰当，说道，“我从没感觉到委屈。我一个专科生，能得到国家的信任和支持，为国家做点事情，还当上了工程院院士，我已经非常知足了！惟一遗憾的是，孩子们跟着我折腾，没有留在北京上学、生活，他们受委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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