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如今，有关于志安究竟因何出逃依然成谜，迄今罕见官方正式、公开说法。2005年，国家社科规划《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曾公布部分“外逃贪官名录”，于志安榜上有名，印证其在63岁时从武汉长江动力集团公司董事长任上外逃到了菲律宾，涉案金额1亿元。

　　《望东方周刊》记者周范才 | 武汉报道

　　在武汉，这曾是一个妇孺皆知的名字；在全国，他的名字也曾一度为政商两界所铭记；在坊间，他被称为“距中南海最近的企业家”，甚至，他自己也不讳言最大的理想是“当总理”。

　　他叫于志安，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因率先制造出全国第一台手扶拖拉机而受到毛主席的称赞。此后，数十年间，于志安作为“一个搞企业的人”却与中国近年来的政治风云相生相伴，几经沉浮。直至1996年6月的一天，他突然出走国外。

　　直到如今，于志安转身离去留下的依然是两个背影：有些人认为他是改革开放初期深具理想与胆识的成功企业家而怀念至今；有些人却因他莫名的理由外逃境外而指其不法，背叛了祖国和人民。

　　今天，于志安已近80高龄，归国之路依然遥遥无期，任凭无限纷扰与争议徒留身后。

　　试制出中国第一台手扶拖拉机

　　1932年，于志安在山东省乳山市出生。

　　早年，他的经历堪为“年少困顿而终成大器”的典范：3岁丧母，10岁亡父，后只身从东北流浪回山东老家；12岁时于途中被八路军收留入伍，16岁入党，18岁出任空军某部政治部青年股长，成为当时全空军最年轻的营级军官。其时为1950年。

　　或许是少年得志，此时的于志安已经示人以狷狂。据1953年7月28日某空军司令部通令记载，于志安因“一贯反抗上级，不尊重领导，骄傲自满”，“参谋长批评几句，句句反驳争吵”，加上未能出席斯大林逝世追悼会而被降级，留党察看一年，并勒令卸甲。

　　退伍后，于志安到了武汉，并于第二年进入中南政法学院法律系学习。1956年6月，他出任武汉通用机器厂第一副厂长，时年24岁。

　　这年9月，于志安去上海参观日本工业产品展览时，“一种手扶拖拉机强烈地吸引了我”。据于志安在其著作《走出夹缝》中记载，他正是根据简单的广告照片，竟然带领工人试制出我国第一台手扶拖拉机。

　　1957年秋，正值武汉长江大桥建成。该书记载，手扶拖拉机试车这天，路上人山人海，竟然阻隔住了前来为大桥剪彩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的车队。一夜之间，于志安名动全国，毛主席还亲临视察。

　　命运开始又一次眷顾于志安，但他“不安分”的性格也再一次显现。不久，全民大炼钢铁开始，于志安因不同意拖拉机生产为大炼钢铁让路而被指斥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关于志安此段履历的档案材料显示：他把党的决定抛在脑后，⋯⋯ 研究党组织已决定的让路产品拖拉机的生产。他名利思想严重，确定小型拖拉机型号时，有“于志安号”。

　　“一贯反抗上级”

　　1959年秋季，于志安离开工厂，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第二次踏入大学校园，成为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兼哲学系主任李达的学生。四年后，于志安大学毕业，随即到武汉柴油机厂当厂长。

　　1986年《长江日报》曾发表题为《负重取胜》的报告文学，反映于志安事迹。该文记载，刚上任一年，武汉柴油机厂在于志安的带领下就自制、改制出170多台专用设备、1000多套工艺装备，建立了5条柴油机生产线。到1966年，武汉柴油机厂已成为我国第一家年产万台柴油机的工厂，跃升行业翘楚。

　　荣誉再一次接踵而至，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亲自组织推广武汉柴油机厂经验，周恩来总理也赞扬为“中国自力更生的样板”。《走出夹缝》一书甚至记载，武汉市委专门发文规定，凡请于志安作报告，由市委办公厅统一安排。

　　1965年底，“样板厂长”于志安与“铁人”王进喜一起，被推举为全国六大标兵。只是不久，于志安因“在武大期间与两名为彭德怀翻案的反动学生同居一室，关系甚密”，而被取消标兵称号。

　　“文革”爆发后，成名甚早的于志安也未能逃脱不幸的命运，“一贯反抗上级”“一贯反党”的过去成为极大罪证，有关资料记载他甚至被打入“薄一波叛党集团”名单。

　　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在为《走出夹缝》所作序言中透露，1967年8月29日，惨遭殴打的于志安因“凶手们商量把他装进麻袋投入江里，被他听见”，“为了留下一个尸体做造反派的罪证，他大喊救命之后从三楼跳下去。”

　　于志安大难不死，被妻子周馥砚辗转送往上海治疗，由此成为被通缉的“逃犯”，继续遭受批判。1976年“文革”结束，但这并不是于志安人生的转机。

　　据1979年8月13日中共武汉市委“武文【1979】119号”文件记载，于志安同志在清查“四人帮”的运动中利用职权，压制民主；目无组织纪律，对抗上级组织决定；歪曲事实真相，诬告上级领导，⋯⋯ 决定给予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跛着脚的于志安开始了上访之旅，几次前往北京要求平反。随后，中央有关部门派出“于志安专案检查组”进驻武汉。一年后的8月15日，中共武汉市委发布“武文【1980】49号”文件撤销上述决定，称“当时缺乏认真的调查研究，处理错了，责任在市委”。

　　从“汽发”再次起飞

　　1981年10月，在家赋闲一年之后，经时任武汉市委第一书记王群提议，于志安出任武汉汽轮发电机厂厂长。早在1970年就进入“汽发”工作的陈树斌至今记得，于志安是拄着拐跛着脚走进厂里的，很快获封为“于跛子”。

　　这一年，于志安50岁，他也由此迎来了人生中最为恣意灿烂的一段时光。

　　有关资料记载，其时的“汽发”拥有近5000名职工，是全国电站行业的亏损冠军。经过十年浩劫洗礼，车间内成排机器闲置、大量产品滞销积压；工人人心思动、偷窃成风。于志安在其著作《走出夹缝》中记述，1981年“汽发”产值仅2000万元，亏损240万元。广为流传的说法是：这个厂关门，就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

　　于志安上任后，大刀阔斧的热情再一次迸发。自1984年开始担任于志安秘书的胡训林回忆，于志安每周只回一次汉口的家，吃住都在“汽发”办公室，表现出冲天的干劲。

　　他从整顿风气入手，严厉展开“治乱治邪”工作；同时，“把注意力集中在市场和用户需求方面”，研制开发市场急需的新产品；依靠科技创新，在内部实行配套改革，挖掘老旧设备潜力。

　　在1980年代初，于志安的改革显得出类拔萃，又立竿见影。1982年，于志安上任首年就实现扭亏为平，1983年盈利77万元，此后逐年翻番，到1990年已突破8000万元。同时，在1989年上缴国家利税费达3563.4万元，1990年超过4000万元。

　　这一切，无疑堪称奇迹。

　　各种荣誉又一次朝于志安涌来。他相继获得全国劳模、五一劳动奖章、首批20名全国优秀企业家、武汉市特等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并相继出任湖北省人大代表、武汉市政协常委、武汉市经委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常委等职务。

　　与此同时，于志安还担任华中理工大学、武汉大学等多所重点大学兼职教授，为学生讲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等课程。胡训林称，于志安每年讲课时间超过200多课时。

　　这时的于志安赢得了“汽发”上下职工的一致拥护。在陈树斌的记忆里，“当时的‘汽发’职工待遇是武汉三镇最好的”，甚至一街之隔的华中理工大学教授也赶不上他们的待遇，到“汽发”上班成了让武汉人艳羡的事情。

　　此时的“汽发”也因此成为武汉最大的财主之一。在于志安事发后，武汉市有关部门和官员“钱在汽发出，发票在汽发开”的说法广为流传。其时，武汉市流传一句话：在街上吃饭是资本主义，在汽发吃饭是社会主义。

　　“长动”王国

　　1986年2月，于志安以“汽发”为依托组建了“长江动力公司”。他的满腔热情开始转向急剧扩张的野心膨胀。

　　资料显示，短短两年时间内，“长动”公司通过兼并、购买等方式，建成了横跨水电、机械、建筑、建材、交通、造船等六大行业，以及科研、设计单位在内的大型企业集团，下属公司遍布全国15个省市和香港地区，共计180余家单位。

　　1986年4月，“长动”集团承包天津碱厂自备热电站工程。根据于志安的筹划，这是他开展“三个一”项目运作的先例：给我一块地皮，一张支票，到时交给你一把完工钥匙。于志安将各项具体任务在下属成员单位中分项承包，“做成了政府才能做的事情。”

　　非但如此，于志安甚至还破天荒的于1992年将作为政府职能部门的武汉市建材工业局兼并，将其变成“长动”公司建筑材料总公司，创造了“一个企业兼并一个局”的先例。

　　此时的于志安显得豪气冲天。为搞好长动集团，他先后从武汉“汽发”厂拿出4个多亿用于兼并，这些企业中不少与“汽发”厂的发电设备制造毫无关联：武汉照相机工业公司负债千万元，“长动”集团以兼并方式接收其全部资产和债务。

　　兼并武汉玻璃厂后，于志安先后投入现金8000万元用于购买设备、原料。对此，于志安的解释是：没有不能涉足的领域，没有不敢干的事业。

　　各成员单位厂长、总经理由于志安直接委派，同时实行独立核算，以激发企业活力。出版于1988年10月的《走出夹缝》一书记载，于志安其时就鲜明地认为，当时我国经济运行机制已客观存在两条“轨道”，一条由政府机构组织经济活动，一条由企业集团组织经济活动。

　　于志安说，前一种经济活动在我国显示出了种种弊端，“它只能在改善中保留，在保留中改善和消失。”在1980年代末期，于志安的类似言论明显超前，曾引发广泛讨论。

　　《走出夹缝》一书出版时首印12000册，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甚至因该书出版为“特等劳动模范于志安同志”题字赠言，一时江城纸贵。

　　时有著名经济学家将于志安的“长动”实践总结为“长江模式”，1993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孙起孟还在《经济日报》发表题为《搞好国有企业必须造就大批于志安式的企业家队伍》的文章，推广于志安经验。

　　于志安最辉煌的时候，曾在“长动”大门口立起一座高达数米远远盖过大门的孙悟空塑像。胡训林介绍，“齐天大圣”正是于志安喜欢的性格。在《走出夹缝》一书中，于志安写道，行政机构本身并不创造价值，管理企业只要有一个法宝就可以了，那就是唐僧的“紧箍咒”。对于企业，应当让它像“齐天大圣”那样大显神通，只要遵守政策、法规，一个跟头翻出十万八千里，有什么不好呢？

　　“个人英雄主义”

　　在铺天盖地的荣誉面前，于志安“一贯反抗上级”、桀骜不驯的性格再一次彰显。这时的于志安已经不仅仅满足于营建他的“长动”帝国，一系列关于国企改革、国有产权的超前理论和说法不断见诸报端。

　　时任武汉《爱情婚姻家庭》杂志社社长李德复是武汉当地知名作家，曾与于志安交好，曾为于志安前往华中理工大学演讲牵线。他记得演讲当天，于志安典型地展现出思想开放、意识超前的一面，“听于志安讲话每次都有新玩意。”追随于志安多年的胡训林也记忆深刻，口才出众的他常常一讲四个小时，滔滔不绝、场场爆满。

　　刚到“汽发”之初，于志安就曾拒绝国家注资，声称要自己救活自己。此后，呼吁企业离开国家这一大保姆，强调“企业要靠自己来办”，成了于志安观念开放的鲜明例证。

　　非但如此，于志安还不避忌讳地提出，国有企业产权可以不属于国家，而属于企业自己。这正是于志安引发最大争议的所谓“产权理论”，他提出：国有企业应在承包经营中以企业留利的形式实现企业自主产权，然后与国有产权一起形成股份制，国有产权与企业产权的比例应随企业的发展而变动，开始时国有产权比例可达90%，此后企业产权可以扩大到20%、40%、90%等等，而国有产权相应地缩小为80%、60%、10%。

　　其时，于志安倾力打造的“长动”独立王国已愈发表现出异类的意味。在武汉，“长动”集团成为了“无上级企业”，于志安也因在武汉敢顶撞领导、敢顶撞管事的“婆婆”部门再一次广为人知。

　　刚刚退休的“长动”集团职工张立国回忆，于志安曾在厂里的某次大会上讲，他曾拒绝有关部门调任其出任黄石市委书记的设想，称“他的理想是当总理”。

　　张立国曾在“长动”集团监察处工作数年，与于志安多有交道。他透露，于志安一直梦想仿效“武钢”模式，在“长动”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公检法司系统，脱离地方制约，“保卫处变为派出所，监察处变成检察院。”

　　在“长动”集团，于志安身兼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于一身，“独断专横，容不得不同意见，否则就处罚、清除；他的话就是‘法律’，想罚谁就罚谁。”陈树斌也认为，在“长动”集团于志安一言堂，“做事霸道，他定了的事谁也不可能改。”

　　对此，有关具体的说法是，“长动”集团自1991年起就未召开过职代会，甚至有武汉市职能部门前往“长动”作例行检查时，于志安派保卫人员将他们拒之门外。张立国介绍，在武汉市人大的一次会上，慷慨激昂的于志安称，“武汉三镇真正的企业家不多，有的话也只有一两个”，话音刚落，会场一片哗然，于志安遂给人以飞扬跋扈、自我膨胀的记忆。

　　据李德复分析，于志安有着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情结，太注重于“搞出一个名堂”。对“长动”的急剧扩张，张立国也认为这正是于志安最大的失败，“摊子铺得太大”，“好大喜功，以为自己是常胜将军无所不能。”

　　其时，有评论认为，于志安逞强好胜、敢为天下先的同时，通过大量兼并，试图创造出国企改革的新模式，但因为盲目兼并，非理性的跨行业经营，大量的金钱投进了一个个无底洞，让于志安既不堪重负又无法解脱。

　　外逃境外

　　时间进入1995年，于志安的命运再一次以让人大跌眼镜的方式震撼国人。

　　这年上半年，于志安的工作按部就班，依然像往常一样在国内外飞来飞去。6月3日晚，于志安从日本出差返抵武汉。这时，他的秘书、“长动”集团党办、厂办主任胡训林也根据于志安的指派正在湖北阳新县公干。

　　胡训林回忆，当天晚上司机从武汉天河机场接上于志安，送回到他在汉口民众乐园附近的家中。6月4日清晨，于志安又独自赶往机场飞离武汉，此后，直到如今再也没有踏入国门一步。

　　于志安叛逃了！

　　多年以后，胡训林打听到更为具体的一些细节。因出国频繁，于志安早在1993年就曾办理了长期护照。当天，于志安从武汉先是飞抵香港，后来抵达菲律宾，再辗转前往美国。

　　最开始，这一消息秘而不宣。过了月余，有关于志安叛逃国外的消息才在陈树斌、张立国等企业员工之中私下传开。每年的七一纪念大会，按惯例担任党委书记的于志安应该亮相讲话。张立国记得，这年7月1日，长动集团党委副书记赵国忠在讲话中称，长动集团的成绩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第一次罕见地不提于志安的领导。“台下轰然炸开，”于志安出事的传言终获证实。

　　事实上，因震动太大，其时有关于志安出走尚难以定性，最初武汉市委将其称为“私自外出未归”。

　　多方说法称，于志安出走后，“长动”集团在菲律宾的一个电站项目成为将其从神坛上拉下的“滑铁卢”之一。

　　有关资料显示，1992年，于志安曾在武汉市企业家读书会的一次会议上讲到这段“扬眉吐气赚洋钱”的经历：我们这次在菲律宾谈判的项目就是要在那儿建一家60万千瓦的电厂，我们运行25年后，无偿送给菲律宾政府。这家菲律宾公司注册资金50万元，以于志安为法定代表人的个人名义注册。

　　于志安叛逃后，有关菲律宾公司变成于志安“个人企业”的指责广为人知。时任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徐汉明称，于志安现象“是一种新的犯罪形式，现在一般的贪污受贿、假冒虚领所获取的暴利都是有限的，于志安用偷梁换柱的手法，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

　　但这一说法曾引发质疑，于志安到国外后也曾投书反驳。另一种说法是于志安桀骜不驯，开罪湖北省市领导，被逼出走。“于志安把省市领导部门不放在眼里，许多领导同志对他束手无策”。评论称，“无上级企业”的于志安是长动集团的太上皇，“搞封建家长制、土皇帝那一套”，“企业没人敢管，谁也不敢查他的账”。

　　胡训林回忆，于志安曾举报时任湖北省副省长孟庆平不法，“在洪山宾馆301房间，叫我当面把举报信交给孟庆平。”两人遂由此交恶。在于志安叛逃后，孟庆平也于1998年落马，并于1999年12月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外逃境外的于志安对上述说法并不认同，他曾投书辩解，因为无法同腐败等黑恶势力抗争而深感痛苦，“才怀着愤恨的心情离开了我心爱的国家与企业”，“被迫出走”。

　　于志安出走后还一度引发全国有关“如何准确评价企业家”、“该怎样保护企业家和改革家”的争论。

　　于志安外逃时，年届63岁，按照惯例早应退休。这正是依然激情澎湃的于志安不愿意面对的。李德复回忆，于志安曾表示他不想退休，“想干的事情太多。”张立国介绍，于志安崇拜的偶像是美国企业家哈默，一位一生精力充沛，工作到92岁死在工作岗位上的美国传奇企业家。

　　时有媒体评论，像于志安这类国营企业负责人，“激励动力主要来自于行政提升”，“到了年龄，再能干也得下”。国家体改委的一官员也认为，于志安事件从个人看，是腐化变质；但从制度上看，却提出了改革分配制度的要求。

　　半官方注脚

　　于志安外逃后，各种清算迅即开始。

　　1995年8月30日，“长动”公司发布“长动监字(1995)第001号”文件，称“根据有关指示精神，为查清问题”，“决定胡训林自即日起停职检查。”胡训林介绍，此后他就被限制人身自由，取消休假，每月只发放90元生活费。

　　一个月后的9月30日，胡训林被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收审，其住宅和办公室也一并查抄，开始了长达一年的羁押生活。与他前后被收审的还有“长动”集团副总经济师、经营计划处处长戴润芝、集团车队队长陈演生，以及留在武汉的于志安妻子周馥砚。在于志安案件中，检方将于志安代号编为1号，胡训林为2号。

　　1996年10月30日，武汉市检察院解除羁押，下达取保候审决定书，同时向胡训林宣布三条禁令：凡被收审羁押的人不准相互串联；不准向社会和新闻媒体传播内情；不准申诉、上访。

　　随后，胡训林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申诉，要求武汉有关部门下达审查结论。1998年10月14日，武汉市检察院以“情节显著轻微”，“不宜作犯罪处理”，向胡训林下达“撤销案件决定书”。2006年4月5日，“长动”公司终于决定结束对胡训林的十年停工检查，恢复其工人身份。

　　张立国介绍，于志安外逃后，一度动员在菲律宾电站工作的32名长动集团员工留下，“20年后作为爱国华侨回去投资”。但不久，该批员工中的31人被武汉市赶来的善后工作组接送回国，另一名炊事员在追随于志安一段时间后也辗转回到国内。

　　于志安获得的各项荣誉也逐一被剥夺。1995年12月21日，武汉市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撤销于志安的武汉市特等劳动模范称号。其间，有关于志安生活奢靡、乱搞男女关系等各种说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于志安外逃后，妻子周馥砚留在汉口，儿媳、孙女随侍身边。胡训林称，于志安大儿子于东明今年已是年届50，尚未成婚；小儿子于东辉痴迷佛学，一度有传言称已在北京某寺庙出家。

　　搜寻网络上的信息发现，于志安最近十余年来也并未闲着。几年前，大连商人王颖曾在美国与于志安合资办厂。他对本刊记者称，于志安以轮胎裂解技术于2003年在美国获得专利；也曾采集草药发明中药制剂“福安膏”。胡训林透露，此前几年他还收到于志安透过在武汉的家人转送给他的该味中药，说是可以帮他增强身体免疫力。

　　直到如今，有关于志安究竟因何出逃依然成谜，迄今罕见官方正式、公开说法。2005年，国家社科规划《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曾公布部分“外逃贪官名录”，于志安榜上有名，印证其在63岁时从武汉长江动力集团公司董事长任上外逃到了菲律宾，涉案金额1亿元。

　　这算是为于志安事件画上了一个半官方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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