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民族工商业的先驱、近代著名的大慈善家，陆伯鸿的庞大资产流失于硝烟弥漫的战火中，其生命却中止于救济难民的路途上

　　文  |  武汐滢

　　到过上海世博园的游客恐怕都不会忘记这样一个场景：一座高165米的巨大温度计巍然屹立于黄浦江畔。它就是全球最高的气象景观塔，也是世博园内最高的建筑，其前身是上海南市发电厂的烟囱。

　　2007年，位于上海世博园区的南市发电厂正式关闭，改建为城市未来馆。同年，有着94年历史的浦钢老厂生产基地全线关停，全部厂区被划入世博会场址规划范围内。

　　南市发电厂和浦钢，相信很多上海人都对它们耳熟能详，这两个国营老厂对于建国后的上海市政建设可谓功勋卓著。但鲜为人知的是，二者的前身都同属于20世纪初的第一批民族工商企业，并拥有一个共同的创始人——中国近代大慈善家陆伯鸿。

　　新普育堂里种善缘

　　陆伯鸿(1875~1937)生性聪颖，5岁起攻读四书五经，18岁考取秀才。清政府废除科举后，21岁的陆伯鸿改攻洋务，苦习法语及科技知识。因精通法语，后去一家比利时洋行任职，并在法租界蒲石律师事务所做帮办。曾参与编纂《法华新字典》。

　　之后，上海总商会组织代表团去海外考察，陆伯鸿被定为正式代表，前往美国、意大利、瑞士等国观光考察。西方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使陆伯鸿大开了眼界，回国后，他决定借鉴国外经验，创办自己的实业。

　　近代史上，上海老城厢及沿黄浦江地区被称为“南市”。1906年原“南市电灯厂”经营无力，由官办改为商办，更名“内地电灯公司”。1911年，陆伯鸿接手濒临倒闭的内地电灯公司，由于经营有方，迅速扭亏为盈，也由此大大缩小了“南市”老城与“北市”英租界在市政建设方面的差距。

　　1912年，陆伯鸿以“推广交通，繁荣南市商业”为由，公开向社会招股集银20万两，兴办了中国人自己的第一个电车厂“上海华商电车公司”。当第一辆车头上端安装有“绿、白、红”(陆伯鸿名字谐音)三色电灯的电车开出车间时，国人皆感扬眉吐气。

　　是年，南市的大南门陆家浜南岸，5排2层清水红砖西式建筑破土动工，名为“新普育堂”。新普育堂的前身是清末建立的普育堂，曾是清政府用以解决难民问题的善堂，辛亥革命后，因政府官费无力维持而倒闭。

　　新普育堂建成后，陆伯鸿任主任，延请天主教修女担任看护。新普育堂分设为学校、工场、医疗、养老、育幼、残废、疯癫7部，每部约有50张床位，兼顾堂内收容留养和堂外施诊给药两种救济形式。1912至1918年间，新普育堂共收治各类人员102525人次，施医给药者达2194070人次，常年开支20万银元。

　　在新普育堂，陆伯鸿一改中国传统“重养轻教”的救济方式，实行“教养兼施”的新型救济。为此，他专门设立小学和工艺专门学校，规定收留的男女贫儿必须进该堂小学读书，毕业后视其体质和能力学习不同工艺。

　　其时，陆伯鸿虽已身为巨富，却经常来到新普育堂探望病人，甚至系起围裙亲自服侍病患，他还命令几个儿子站立在旁，用自己的行动教育他们，让他们学会如何善待穷人和精神病人。

　　工商慈善尽显豪情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陆伯鸿凭借敏锐的市场嗅觉和过人的胆识魄力，又陆续在自己的人生宏图上画下了浓重的几笔。

　　1918年，陆伯鸿将南市电车公司和内地电灯公司合并，改名“华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经5次投资扩建，年获利130余万元，成为上世纪30年代上海最大的民族电力工业企业。其后，陆伯鸿出任闸北水电公司经理、上海航业同业公会执委、法租界公董局华董(陆是第一批进入法租界市政当局的5名华人董事之一)。

　　1922年，陆伯鸿与德商合资，在1913年创办的和兴化铁厂基础上，拓建成和兴钢铁厂，生产品质上乘的竹节钢，民国时期建造的如南京中山陵、上海海关大楼、沙逊大楼等世人皆知的建筑物，所用钢材皆出自该厂。这也是现在上海第三钢铁厂的前身。

　　民国时期的上海，为“我国之巨埠，而游民乞丐，亦较他处为多”。新普育堂规模虽大，仍然满足不了当时上海社会大规模弱势群体的需要，1916年，陆伯鸿又在吴淞、江湾、闸北和杨树浦添设了分医局。

　　其中，位于上海杨树浦的圣心医院(现为上海杨浦区中心医院)专门收治肿瘤病人。陆伯鸿利用教会力量，与比利时友人合作引进设备，建立起了这家我国最早采用镭锭治疗肿瘤的专科医院。在新普育堂的鼎盛时期，仅杨树浦一处，每年施诊给药就达8万人次，各处每年施诊给药总计达五、六十万人次。此外，在陆伯鸿创办的5所中小学校中，家境贫困的孩子学费均可减免。

　　1934年，河南、安徽等地发生水灾，陆伯鸿代表华商电气公司和闸北水电公司捐款10万元用于支援灾区，受到当时国民政府民政部的表彰。

　　1935年，陆伯鸿向社会集资，在上海市南郊的北桥创办普慈疗养院(现为上海市立精神病院)，专门收治精神病患者。此时的陆伯鸿已是花甲之年，却仍然朝出暮归，整日奔波于公司和各慈善机构之间，即使节假日也很少休息。据当时《申报》披露，陆伯鸿在呼吁社会各界为慈善事业募捐时，显得忧心忡忡：“本人年已六十有三，虽精力未衰，而岁齿日增，坐视手创之救济事业，无确定之计划，诚恐时异境迁，因而半途中止，而千万无靠之贫病老弱，一旦所失，深为忧虑……”

　　横遭不测憾断善途

　　陆伯鸿的忧虑果然应验。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日机对南市、闸北狂轰滥炸，华商电气公司和闸北水电公司均遭严重破坏，陆伯鸿所经营的企业大部分停产倒闭。

　　同年11月，日军进攻南市，陆伯鸿订好飞机票准备避往香港。12月30日，就在飞往香港的两天前，陆伯鸿在家中收整行装时，想到难民中还有很多人未穿上棉衣，一批棉被和冬服还堆在学校仓库内等待发放，他不顾战事纷乱，毅然乘车出门，不料刚跨进停在门口的汽车，便被两名伪装成卖橘者的持枪者暗杀，此事至今仍为悬案。

　　陆伯鸿的一生就这样中止于救济难民的路途上，但他对我国实业界和慈善界作出的伟大贡献却将永远镌刻在民族史册里。作为大实业家，陆伯鸿所创办的企业为上海市政近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是我国民族工商业奋斗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章；作为大慈善家，他所创办的新普育堂是民国时期上海最大的留养类慈善机构，并另办有圣心医院、杨树浦诊疗所、上海普慈疗养院、中国公立医、南市时疫医院和北京中央医院6所慈善机构，在上海慈善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民国时期，上海的慈善机构数量居全国之首，最多时曾达100余家，而新普育堂是其中规模最大、留养人数最多的一个。后据统计，至陆伯鸿去世时，新普育堂共计收容老幼贫病10.2万人，施诊给药219.4万余人次。

　　今年恰逢新普育堂创办100周年，而经历百年风雨之后，陆伯鸿建造的几幢“红房子”依然安详矗立于上海普育西路，仿佛静静地向人们述说着过去的故事，它们势必和陆伯鸿所创建的慈善事业一样，永远在中国的慈善史上熠熠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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