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戴廉

　　 他戴着墨镜，不时用手拉低鸭舌帽的帽檐。讲话前，先声明：不能照相、录音。

　　 2008年体检检出HIV（艾滋病病毒）呈阳性后，他失去了工作。后来他做过装卸工、送水工等。重体力活刺激了旧有的腰伤，他只能回家疗伤。

　　 在一家骨科医院，医生一开始信心满满：“不是什么大毛病，但必须手术，立刻住院。”他告诉医生，他是个HIV阳性。医生立刻改口了：“我们医院病床满了，你这病保守治疗就可以。”在其他几家医院，这一幕数次重演。

　　 如果他不说，手术会不会顺利进行？“没用的，手术前的检查照样会测HIV，到时候手术一样会被取消。”

　　 实际上，给艾滋病病人做手术有风险，但只要防护得当，风险可降到极小的范围。

　　 可现实就是这样荒诞。两年后的一天，他架着双拐，向众人诉说他的遭遇，一度哽咽。“我的儿子今年18岁，他今年要高考，学习成绩很好，他是我活下去的惟一希望。”他说，“我准备好了足够的安眠药，一旦哪一天实在无法承受，我希望能安静地离开。”

　　 还有更荒诞的。一位HIV阳性患者的眼睛需要手术。数次被拒后，终于有一家医院同意手术，但要求是：配合医院的媒体采访，手术过程全程录像。这个要求被断然拒绝：“我宁愿瞎了也不愿意让孩子因为我而受到歧视。”现在，他真的成了一个瞎子。

　　 当然，不是所有的医生都铁石心肠。

　　 一位传染病科的医生说，他结交了其他医院各科的医生，碰到需要手术的病人，会以私人方式请他们过来，对方“连费用都不会收”。

　　 还有一位河北的医生，在家里设置了手术室。手术室里没有手术台、没有可以搭一把手的同事，那些手术器械，甚至是在高压锅里消毒的。 据说，即便是这样，依然有越来越多的病人慕名前去。因为，还有谁给他们做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