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毛驴：“短链”回归

　　短链农业即便在蓬勃发展的美国，也不是农业体系的主流。然而，小毛驴带来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风险共担的商业模式，对于解决中国目前的食品安全问题仍具有启发意义

　　文 | 本刊记者   吴琼

　　4月28日，北京郊区凤凰岭下，田野碧绿、空气怡人。小毛驴市民农园的一块菜地里，几个戴草帽的农夫装扮的人正蹲在田间种菜、浇水。事实上，这些人既不是农民也不是雇工而是这些菜的消费者。

　　“生产者和消费者合一，种在当地，吃在当季。”小毛驴市民农园的创始人之一石嫣管这叫“短链农业”。短链农业，是相对于工业、规模化、漫长的食品产业链而言的。石嫣28岁，是中国人民大学农村与农业发展学院在读博士。

　　“‘三聚氰胺’事件中，农民并非有意下毒，是在原有的农业价值链中，收益得不到保障。于是我们发起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自救和互救行动。”石嫣对《中国企业家》说。

　　“小毛驴”的模式，是工业食品体系下的另类选择，其奉行的是最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耕法则，以生产者与消费者在一定程度上的合一，规避信任缺失和监管漏洞。

　　2009年3月，小毛驴以CSA模式正式对外运营，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农园每周为会员配送有机蔬菜；另一种是会员需每周到农园参与劳动，租用“小毛驴”以30平米为单位的地块若干，自己管理并收获有机蔬菜，“小毛驴”提供应季种植的种子、有机肥料、水、技术指导。前者叫配送份额，后者叫劳动份额，至2010年，二者的数量分别达281户和123户。

　　没有认证的“认证”

　　尽管提供的是有机蔬菜，但无论是“小毛驴”的官网还是《市民农园CSA简报》中，都鲜见“有机”二字，也未曾见有任何官方认证标识。

　　消费者倒是不介意。“我就是生产者，在我眼皮底下长出来的，底肥用的是蚯蚓粪和发酵三年的猪粪，没撒任何农药和杀虫剂，认证不认证的，无所谓了。”张军是与“小毛驴”签约的第一个“劳动份额”。

　　“小毛驴”的肥料一部分是外购的蚯蚓粪，另一部分来自猪粪肥，经过三年的微生物发酵后才能使用；为了防止虫害，农园要测试出一个好的育苗时节，以在许多作物病虫害高发期前收获；田间，不用除草剂而是用地膜和稻草覆盖。

　　30年前，张军这位“老北京”途经这里时，还是一片稻田和苗圃。如今所幸“小毛驴”所在的一方土地并未遭到破坏。因此，张军对自家菜生长的土壤环境还是放心的。2009年4月至今，他们家应季收获菠菜、小白菜、苦菊、冬瓜、西红柿、豆角、葱等合起来有20余种了。

　　“小毛驴”的“劳动份额”们通常的观点是，是否有机食品，只需搞清楚三点：生产者是谁？在哪儿生产的？怎样生产的？而这都在消费者自己的监督之下。

　　“CSA，就是当地的消费者通过参与农产品生产的全过程来自我认证。而一旦产品服务于常规化的市场，就需要第三方认证。认证成本很高，每个品种一万元，小农场很难承担。”石嫣说。2008年，她曾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地升农场(Earthrise)当了半年农民，那边的CSA的农场，很多都没有进行第三方认证，消费者如果对有机性心存怀疑，只需亲临农场走走看看，兴致上来了，干脆挽起袖子，参与农场的劳动。

　　除了消费者亲身参与劳动外，“小毛驴”与当地农民建立了“雇佣制”的合作方式，这种方式将单家独户农民转型生态有机耕种的风险揽了过来。目前定期在农园工作的有15名农民，负责配送份额的耕作，按天付工资，月薪1500元左右。

　　风险共担机制

　　CSA模式的要义就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风险共担。

　　根据生产方式的不同，“小毛驴”采取了不同的合约方式：对于“配送份额”而言，规定在每个季节的种植之初，预付下一季蔬菜的全部费用，三口之家，每周配送一次，一季预交2400元；对于“劳动份额”而言，则以家庭为单位，租一个30平米的标准单位，预付年租金1500元；2011年新增托管劳动份额，消费者播种，预付年租金3000元，农园代为浇水、施肥、除草、间苗、整枝、除虫。2010年，农园的蒿子秆生虫害，全部被深埋，配送份额在当季便没有收到蒿子秆，播种蒿子秆的“劳动份额”也是颗粒无收。

　　“小毛驴”本质上还是一家企业，隶属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后者是一家非盈利性社会企业，2008年5月成立，注册资金30多万人民币。注册资金由人民大学温铁军、香港中文大学刘建芝等教授捐赠而来。尽管不以盈利为目的，终归还是会遇到发展壮大、路往哪里走的问题。

　　事实上，许多风投来找过小毛驴，但他们大都要求3年的回报期。“一个猪棚，只能放10头猪，按风投的规划就放100头，这是原则问题，我们都拒绝了。这种资金就不来了。”石嫣一撇嘴，倒有些自嘲的味道。目前，CSA运转依靠预算，预算开支多少，招募多少份额，以此确定每个份额的价格。可以说，管理者的工资与农园的利润，都是在年初预设好的。

　　“小毛驴”与消费者共同转嫁了农民转型有机农业的风险，其自身的运营风险如何控制？石嫣的导师温铁军算了一笔账：2010年，农园收支勉强平衡，配送份额、劳动份额加上一些零散的养殖、接待、零售，构成收入部分，支出部分包括农资投入、雇佣费用、固定资产、培训开支等，合计100多万。其中尚未包括地租和实习生的开支，2011年是基地共建免地租的最后一年，来年，130亩地皮费用也要纳入预算。

　　在农园工作的三年里，一个令石嫣不解的场景，便是“眼睁睁看着房地产商把四围的农民搬上楼，然后再去搞绿化”。在旁人眼中，搞有机耕种这点收入，还不如帮房地产商竖个牌子的广告费。

　　可是许多人没想到，“曾经一个房地产销售算过，以一百年的长度来看这件事，其实做房地产与做农业的收入是一样的。”石嫣很认真地说。对“小毛驴”未来的模式，他们希望它能够成为一个消费者合作社，几百户会员共同投资，每个人都是股东，参与农耕的监督与管理，这是CSA最纯粹的模式。“石嫣他们未来都会是‘局外人’，农民与消费者之间，将建立直接的合作关系，风险共担。当下，他们其实是以一种雇佣关系，一方面给农民降低风险，另一方面，为农民有机生产树立标准。”“劳动份额”之一的尹瑞庆对记者说。

　　截至目前，全国以CSA模式运作的农场已达70余家。不过，短链农业，依旧生存于一个狭小的空间里。

　　“的确，它不是主流甚至是反主流。但不能说它模式有问题，而应该看现有农业体系是否出了问题。”石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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