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话语

　　安徽亳州国土局工作人员周文彬，因微博(http://weibo.com)直播自首并举报自己行贿局长成为焦点人物。近日，周文彬开始上班，他称被举报的局长仍在履行局长权力。“微博自首”案主要负责人表示，对于他反映的问题，已全部受理，调查结果很快就会公布，但何时公布“由上级领导定夺”。（5月31日《华西都市报》报道）漫画：唐春成

　　看到这一消息，很多网友悬着的心勉强可以落下了。周文彬至少没有受到打击，依旧可以上班。但是被周文彬举报的人依旧在台上，事件真相不得而知，纪委也说了结果很快会发布。事实上，周文彬当初之所以采取微博直播，高调表示要自首，并提前公布要举报的官员和部分举报原因，多半是出于自保的考虑。因为“微博自首”的高调，加之媒体的报道，让想要“打击”周文彬的人多多少少还有有些忌惮。

　　即便如此，周的做法还是过于犯忌，这注定令当地官方不爽。高调的自首式举报行为，让被举报官员没有内部缓冲的空间，当地纪委迫于舆论压力，不能也不敢无视举报内容。从道理上分析，周文彬的举报方式不至于石沉大海。但这样的举报方式，代价实在太大，更不是每一位举报人都可以模仿的。

　　对于普通的举报人来说，被逼到绝路上时，更高调的方式也都采用过，但也很难受到舆论的关注。大部分时候，很多举报人的举报途径不仅不顺畅，而且将因此面临被打击的危险。透过“微博直播自首”事件，可以看见的是，连官员自首都要采取这样的方式，以求不被打击，普通举报人情何以堪？

　　这正是该事件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所在。现行举报制度不能有效保护举报人，是举报制度的最关键问题。近年来，举报者境遇颇为堪忧，受打击报复的事件呈高发趋势。太多的举报人受到打击报复，从法律上进一步规范举报制度，加强对举报人的保护已经刻不容缓。

　　为更好地保护举报人，相关部门过去也做了不少努力。2009年，最高检修订《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完善了举报保护的内容，特别是在保密制度方面，做了较为详尽的完善；正在修订中的《行政监察法》，如无意外，行政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于保护举报人、对举报事项和信息保密，将负有更明确的责任。法规上确有进步，却并不意味着举报者得到了周到的保护。

　　举报者受到打击报复的原因很多，但当举报对象为政治、经济上的强势一方时，举报人受打击报复的事件最为凸显——举报人辛辛苦苦一级一级向上举报，最终举报证据却往往落入被举报者手中。这些年来，各方也都在呼吁制定系统的关于举报人和证人保护的法律。诸如制订《举报人保护法》，每年两会上也都有代表委员反复提及。其实，不仅在中国举报人容易遭受打击报复，这本身是个世界性难题。

　　不过，从各国实践来看，政治越清明，社会民主程度越高，举报人受到的保护也就越好。所以，系统性立法当有必要，限制权力更是关键。只有权力被圈养起来，权力者才不能为所欲为，纪检监察机关的独立性才有保障，举报人才不至于被随意“出卖”。如此，举报人才不需要以身犯险“自杀式”举报；任何权力者，不仅不能随意打击报复举报者，其自身滥用权力、寻租的可能性都会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