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网北京6月2日讯 (林磊) 针对“中国监管机构准备将可能违约的地方政府债务转入数家新创设的公司，并解除省级和市级政府机构出售债券的限制传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表示，从理论上说，只有这个办法。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发达经济体也是这样处理的。现在需要做的是判断是否已经严重到了需要这样做的程度。他还指出，虽然融资平台的问题已经让我们看到了下一步改革的复杂性，但解决这一难题也无需太过悲观。

　　大背景下看融资平台

　　6月1日，路透社报道称，中国银监会、财政部及国家发改委计划在6月至9月间开始清理2-3万亿人民币(3080-4630亿美元)可能违约的地方政府债务，做法是将部分债务转入数家新创设的公司，并解除省级及市级政府机构出售债券的限制。报道引述与中国领导层有良好关系的消息人士说法，称这是中央政府改革地方政府负债严重的一部分计划，中央政府将会介入偿还部份不良贷款，银行将承担一些损失，同时也将把那些原先限制民间投资的领域向民间投资人开放。

　　对于上述传闻，李扬表示并不知情。他认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问题，需要放在更加宏观的全球化背景下加以观察。国际金融危机发展至今，他预测5-10年内都难以恢复，期间发达经济体的发展会持续低水平的波动。其原因就在于在这场危机中，发达经济体暴露出了内在体制的深刻矛盾。由于过于依赖消费的发展模式，在没有储蓄的情况下只能倚靠负债，从而依赖金融的发展来为借债筹资。

　　为了实现平衡预算、再工业化、解决就业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西方采取了以量化宽松为主的货币政策。“但目前对于美国QE2停止可能引发通货紧缩的担忧，这表明制度设计还是存在问题，发达经济体想立即实现平衡谈何容易？”李扬说。

　　李扬指出，全球经济具有两面性。有高负债就有高储蓄，有高赤字就有高储备。所以，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但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是相同的。因此，看到发达经济体调整很困难，要经历很长时间的时候，也要清醒的看到，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落实科学发展观也需要很长的时间。

　　折射下一步改革的复杂性

　　就管理的合规性来说，地方融资平台缺乏法律依据，这种非正式的渠道蕴含有极大的风险。目前，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入到了中后期，城市化正方兴未艾。前三十年以工业化为主，城市化为辅，接下来的三十年可能会以城市化作为主导。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49%。按照“十二五”规划，每五年增长四个百分点，要达到70%的水平仍需要25—30年。

　　“城市化就意味着要投资，大量的集中在城市基础设施上。这些投资大多依靠地方政府来做，而非中央政府。这就遇到一个矛盾，虽然中国总体上钱很多，储蓄存款量很大，但用钱的都在地方政府，而地方层面又没钱。这样一种钱很多在另外一端，用钱的需求非常迫切在又一端，产生相互不配套的情况是造成今天所谓融资平台大发展的的原因。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对地方融资平台不能简单的否定。”李扬说。

　　早在去年初，银监会就开始严厉整治地方融资平台贷款风险，核查、评估、清理工作持续不间断地进行。今年，又将其列入银行业六大主要风险之中。4月，银监会下发的《关于切实做好2011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监管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收紧了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发放。李扬认为，这说明监管机构认识到了不配对问题的存在。“这里面有体制的问题，有金融的问题，有税制的问题，有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问题，通过地方融资平台，集中反应出了下一步改革的复杂性”李扬表示。

　　而对于解决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问题的方式，李扬认为，如果体制问题不解决，实体经济中基本矛盾依然存在的话，类似的情况以后还会继续发生。

　　 解决融资平台难题不必恐惧

　　实际上，由于部分地方政府违规或变相提供担保，偿债风险日益加大，2-3万亿人民币可能违约的地方政府债务已经成为金融体系，甚至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隐患。这也诱发了部分人士的恐惧心理。对此，李扬表示不必太过悲观。

　　他表示，这里面还要考虑到经济周期性的问题。“如果中国经济周期在下滑，2万亿也罢，3万亿也罢，立刻成问题。如果持续平稳较快发展，就不会出问题。杜绝不良效果的产生，还是要稳定经济，不宜让宏观经济产生剧烈的波动。”他说。

　　他认为，即便是周期上不能保证，真正需要国家掏“真金白银”来解决不良资产，凭借中国雄厚的国家资产作为支撑，也仍然负担得起。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不必太过悲观。

　　（责任编辑：华青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