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税收体系可以说是不顾一切地去扩大税基和税额，尽量使国家利益最大化和个人利益最小化。这一切的背后，就是政府的钱太多，“花钱的感觉太好”，不花白不花。先让本土企业活起来，先让百姓富起来，这样的税收才有根基，社会和经济才能健康和谐。

　　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改革30多年来的诸多深层次问题相继暴露出来，例如内需不足、出口过度、外资依赖、服务业发展滞后、定价权缺失、市场诚信危机、企业生存能力偏弱、产业转型缓慢等。然而，在这一系列问题背后，最深层次的根源是什么?在笔者看来，是代表着传统体制最后堡垒的旧税制。可以说，目前的中国税收体制如果不进行大改革，整个经济进步、转型和提升都将成为空话。

　　现行税收体制是传统计划体制遗留中最根深蒂固的最后堡垒，阻碍着旧体制的彻底变革。计划体制中的专权和强权意识，体现为对百姓利益的轻视。所谓“国家得大头，集体得中头，个人得小头”，其最基本的理念就是源于一切财产和财富都是国家主导和提供的，对私有产权是排斥的。正因为如此，现行税收体系可以说是不顾一切地去扩大税基和税额，尽量使国家利益最大化和个人利益最小化。这也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税收增长长期高于GDP增长，以及企业活力不足、内需消费不足的根源。

　　现行税收征管以及设计理念助长了“政府万能”思想。所谓的“税收促进经济进步”、“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宣传口号，其成立的前提条件，就是假定：政府部门在取得税收后，不仅不会出现贪污、腐败、管理不善、征管成本过高等可能导致税收被挪用滥用的情形，而且政府的各类投资决策是正确的，在用纳税人的钱进行各类投资时不会出现失误。实际上，税收是否促进经济进步，以及税收是否用之于民，并没有天然的必然性，它取决于政府自身的体制体系、治理结构以及法律约束、监管保障等。

　　税收长期高增长为政府部门乱花钱、乱投资、乱拍板、乱决策、乱上项目、乱讲排场提供了保障。为什么有些地方在民生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的情况下却大建楼堂馆所?为何有些政府官员迷恋坐豪车、吃豪宴，乐于外出开会、考察和学习?这一切的背后，就是政府的钱太多，“花钱的感觉太好”，不花白不花。

　　现行税制是旧的经济发展方式的“保护伞”。简单地说，过去30年，我们的发展方式就是“重生产，轻消费;重制造，轻服务;重出口，轻内需;重外资，轻内资;重投资，轻收益;重国企，轻民企;重产品，轻品牌;重产量，轻销售”。在这一系列问题的背后，最核心的东西就是“重税收，轻福利”。所以，现在谈“扩内需、转方式、调结构、促民生”，如果税制不作大变革，这一切都将成效有限。中国必须通过改革现行税制以及“大减税”，来实现新时期的新发展。

　　（责任编辑：符仲明）

　　总体而言，目前中国的税收体制已经严重落后于经济社会的进步。它是在工业化初期产品严重不足以及服务业十分落后的背景下建立的。在这一时期，由于产品严重供不应求，企业生产或服务很少“无效”，一般是生产多少就有卖多少，因此，将税收征收的重心放在生产环节，是必然选择。但是，现在已经是工业化中后期，无论工业品还是农产品，“供过于求”将成为常态，企业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可能一件都卖不出或颗粒无收。然而，按照现在的税收体系，只要企业开工或开门就必须交税，至于你是否赚钱，才不管呢。这正是本土企业活力不足的原因，也是国内资本向海外流失以及大量假外资企业存在的原因。更主要的是，大量税收所依托的不是有效的生产和服务，从而导致“税基悬空”的现象。

　　重税政策滋长了市场诚信的缺失，阻碍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完善和进步。在目前的税制体系下，税收征管者几乎是与征收对象“斗智斗勇”，全民都在与税收部门博弈。因为，在当前的经济条件下，无论中高收入阶层，还是低收入阶层，无论大中型国有企业，还是小型民营企业，面对“国家得大头”的重税政策，都难以心理平衡，于是，形形色色的各种地方性或部门性减税、逃税、避税等成为普遍现象。一些企业为了少交税，不仅存在几套账本、大量关联交易、瞒报少报、假出口假外资，而且不愿向社会提供真实的数据和经营信息。这招致的最大后果是，我们的经济领域处处充满谎言，统计数据严重失真。

　　为何经常性的宏观调控无效?因为它依据的是不真实的数据信息，它调控的对象和内容常常是虚置的、悬在半空的，这才是中国经济成长道路上十分可怕的事情。

　　至于中国税收体制改革的大方向、大思路应该是：税收征收的环节和重心应该从生产过程和服务过程转向消费过程，即在人们已经取得收入去实现最终消费时，才去征收。也就是说，先让本土企业活起来，先让百姓富起来，这样的税收才有根基，社会和经济才能健康和谐。尽管这种征收体系对税务部门的工作模式和征管模式都是一种巨大的革命，但它却是世界潮流。

　　王先庆 作者系广东商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符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