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没有了动物，人类如何独自美丽？倘若毫不在意动物的尊严，人类何以尊重同类？

　　文│特约记者 朱汐

　　黑熊的墓地

　　绿草冒出嫩芽，缀满了一个个小小的土堆。土堆顶上被摆上了简单的花环，是有人来看过它们了。土堆前竖着十字架，前头摆了一块圆石，石头上刻着一个个名字，和它们的生卒日期，但所有标注生日的位置，都被一个“？”代替。这是一片墓地，一片埋葬着100头在成都龙桥黑熊救护中心死去的熊的墓地。与之相隔不远的，是亚洲动物基金(AAF)的黑熊救护中心的熊园。在那里，还有177头熊。AAF的工作人员们悉心照料着它们，“说白了也可以算是养老送终”。

　　它们来自各个养熊场，来的时候带着不同的病痛和悲伤，无一例外的是，腹部都有一个因为被活取胆汁而凿开的小孔，小孔周围因为水肿、化脓变得血肉模糊。它们来到这里的时候，都已经患有严重的癌症和精神疾病，在这里它们度过生命中最后的时光，长的6-7年，短的刚到就死了。但每头熊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和一片属于自己的墓地。

　　张小海说起那片墓地的时候，语气中有了一丝忧伤和遗憾。“一开始接触熊只是出于工作，但时间久了，觉得它们和孩子是一样的，也会耍小聪明，也会得瑟显摆，玩砸了也一样会不好意思。”

　　张小海是AAF中国区外部事务总监，从2002年为AAF担任翻译工作开始，已经在成都龙桥基地呆了8年。这个建立于2000年的基地，至今已经收养了277头解救自全国各个养熊场，被用来进行活熊取胆的黑熊，但对于庞大的养熊业而言，这种解救不过杯水车薪。原本知道这个基金会和基地的人并不太多，但2011年初云南卫视《自然密码》制片人余继春的一条微博(http://weibo.com)将这个专门保护黑熊的机构推到了台前。

　　余继春在微博中称，福建某熊产品企业欲上市，“上市募资将用于‘年产4000公斤熊胆粉’、‘年存栏黑熊1200头’等两项目。已经省厅初查并且通过了！如果真上市，那今年就是月熊(即亚洲黑熊)的末日。”余继春的微博迅速在网上传播，“这件事的发生，也使我们觉得应当作出积极的反应。”AAF向该企业所在地的证监局发出了一封信，表达了反对养熊场上市的态度，并陈述了这个行业在可持续性等方面的各种风险。在此之前，AAF的原则是反对养熊业，但并不会针对任何一家企业或养熊场。

　　“活熊取胆”引自朝鲜却在中国迅速发展壮大，它至今仍是国家法律所允许的行为，但关于取缔“活熊取胆”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2010年和2011年连续两年，两会代表贾宝兰和黄信阳都递交了关于取缔“活熊取胆”和为之成立的养熊场的提案。今年两会期间，民间关于取缔“活熊取胆”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张小海在自己的北京办公室呆了将近半个月，试图游说更多的人关注这件事。他开通了多个平台的微博，进行微访谈，并在微波上持续呼吁此事。

　　保护鲨鱼

　　与取缔“活熊取胆”一样，在微博上拥有大批追随者的，还有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北亚区总干事长张醒生发起的呼吁全国人大立法禁止一切鱼翅贸易的活动。

　　张的微博发出后，他的朋友中，潘石屹当即转发，并要求公众监督自己不再吃鱼翅；王石转发时用了“强烈支持”；任志强则说，三年前和张醒生一起签署“保护鲨鱼，拒吃鱼翅”的倡议时，就已经禁吃。

　　作为昔日的爱立信中国区执行副总裁、亚信科技总裁，张醒生如今已在大自然保护协会北亚区总干事长的位子上工作了一年多。他比以前高调了很多，频繁出席论坛和活动，安排更多的时间配合媒体采访。2010年，他干脆把本就热衷慈善和公益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拉进TNC，当起了全球董事会的第一个中国董事。

　　选择这个时点、游说精英阶层拒绝鱼翅消费来发起生态保护倡议，张醒生的考虑也非常现实：“一来，鱼翅是毫无争议的虚荣消费，对身体没有益处，反而有害。鱼翅消费又很大程度上滋生腐败，拒绝食用不存在任何争议。二是大众对于拒绝鱼翅消费的理念已经相对成熟，呼声之高已无须多言。三是微博平台的传播度空前强大，速度广度优势无可比拟，这也是公众共同参与建设更和谐中国的一次实践。”

　　中国作为世界上进口鱼翅的最大消费国，仅2010年就消费了全球95%的鱼翅。酒宴上的鱼翅汤成了中产阶级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也有了“没有鱼翅不成席”的传统。从欧洲进口来的优质鱼翅在国内市场可以卖到500欧元一公斤。

　　但在2009年4月，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成员王石、冯仑、柳传志、马云、牛根生等企业家就携手美国野生救援协会，发起过“保护鲨鱼，拒吃鱼翅”的公益倡议，代表140名企业家宣布拒食鱼翅。避开争议性，选择企业家和精英阶层更乐于参与的低风险话题，是张醒生首先倡议“拒吃鱼翅”的一个策略性考量。

　　精英阶层改变消费观，能带动什么？张醒生发起投票的13天里，就获得了2.7万人参与，支持率达到98%。在线下，张醒生还推动香港马会在香港、北京两地会所里停供了鱼翅食品。他还接到很多有两会代表资格的朋友打来的电话，表示愿意帮忙在3月召开的2011年全国两会上递交这个提案。

　　“在微博时代，拥有众多粉丝的成功人士和企业家们应当更多地承担起这份责任。”云南省社科院副院长、曾担任大自然保护协会中国项目文化顾问的杨福泉评价说，“另一方面，还需要呼唤一种企业精神，树立企业与环境、动物保护组织之间的良好互动，这可以让企业得到声望回报。”

　　作为另一型有示范价值的社会精英，姚明在2006年把“拒食鱼翅”的环保概念带入中国。作为美国野生救援协会代言人之一，他当时拍摄了一则保护鲨鱼的公益广告。“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姚明在广告中说。屏幕里，在他的带动下，穿着考究的商务精英们一一推走了面前的鱼翅羹。

　　在美国休斯顿家中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姚明用“癌症”来形容鲨鱼灭绝的过程。“每年上亿条鲨鱼被杀，如果得不到遏制，它们终将灭绝。这个过程不像灾难大片上那样迅速而令人害怕，甚至不会引起人类的重视，但到最后却无法挽回。”

　　“我的女儿将不会有机会接触和食用鱼翅。” 姚明说。他自己公开承诺过“永不食用鱼翅”。他的父母在美国经营的“Yao”餐厅也卖海鲜，但鱼翅除外。

　　鱼翅产业另一端的制造商当然也听说了这句话。在广告播出后，姚明的经纪团队很快收到一封广东、香港、东南亚海产商联署的抗议信，抗议姚明不吃鱼翅的承诺“影响全球水产、海产品业及饮食行业的生计问题”。

　　在张醒生看来，这些海产商不值得称作“企业家”。“我想企业家应该是有胸怀的人，怀有对整个社会和大自然的责任，而不是仅仅追逐利益。不考虑任何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的人，也许还只能被称为商人。”

　　按照这个界定，他欣赏马云。2009年12月底的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马云告诉公众，淘宝平台已经从2009年1月1日起禁售鱼翅，阿里巴巴平台也即将撤下所有鱼翅产品交易。这是目前鲜有的中国企业家把保护鲨鱼上升成企业行为的承诺。

　　别伤害朋友

　　但张醒生、马云和张小海们需要面对的现实依然并非坦途，在以牺牲受保护动物为代价的消费史里，鱼翅并不是孤案。象牙、犀牛角在中国市场上存在着巨大的黑市空间。2011年，仅广州海关就查获走私濒危物种案件就多达141宗，缴获象牙等濒危物种及制品8240件。

　　除了奢侈消费观，张醒生们需要对抗的另一个敌人是产业转移。2009年3月，美国呼吁加拿大政府停止海豹捕杀，同时呼吁欧盟推出一项强有力的海豹产品贸易禁令。2009年8月，欧盟宣布正式对27个会员国执行禁止海豹产品贸易，法国第一夫人布吕尼和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都站出来承诺不使用皮草，以抗议加拿大每年捕杀大量幼年海豹活剥毛皮。

　　欧美市场大幅萎缩之下，2010年初，加拿大政府官员联邦渔业部长诗雅(Gail Shea)带队，加拿大皮草商开始加大对中国市场的开掘。诗雅接受其本国媒体采访时说：“……在欧洲之外还有很多市场，那就是我们正在中国做的事情，我们想要扩展我们在这里的市场。”诗雅认为中国“没有动物保护组织”。她声称自己在中国期间，从未遇到动物权利倡导者抗议、抵制加拿大的海豹产品。

　　2011年春晚前，在普通民众的网络谴责下，设计师郭培在微博上为自己一度的皮草设计理念道歉。但相比草根或欧洲名流，中国精英们的抵抗力确实还没有布吕尼与米歇尔那么强，也没有拒吃鱼翅那么坚决。记者向一些设计工作室询问设计界对皮草使用的观点时，答案大多令人失望，“其实有很多设计师都是偏爱皮草的，因为它通常能使作品显得更加高贵华丽”。然而皮草的取得却是建立在尚未完全死去的动物被活活剥去了身上的皮毛，甚至还能回头看看曾属于自己却要被用作人类炫耀的“外衣”的基础上的。

　　但张小海并不认为这种残忍源自国人的秉性，“中国现在的动物福利问题，不能说明中国是一个残忍的国家、残忍的民族。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善待动物的民族，很多古训里面说，不能乱杀，残忍的事情要远离。动物福利问题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才出现的。”同样地也包括鱼翅、皮草和熊胆、犀牛角等问题。“为了经济发展才有的动物问题，到现在大家开始反思了，这是自然的。反思，反对，然后才可能有下一步立法的推动和改变。”

　　【思想】我们的目标是淘汰养熊业

　　对话AAF中国区外部事务总监张小海

　　文│特约记者 朱汐

　　记者：据您了解，我国现在的熊场规模有多大？

　　张小海：官方公布的是68家，但我们找到的数据是97家。我们的对手实际上是一个小规模的产业，它的产品就30吨，两辆卡车就拉走了，从业人员六七千人，市场份额就1个多亿。

　　记者：那为什么熊胆粉终端售价会那么高？

　　张小海：再往下走这个链条上的钱很多，做包装的，玻璃瓶的，药店要给钱，中国的医药代表要给钱等等。你买了5克花三五百块，平均每一克接近100，这时候一公斤成了10万块钱了，和它前面的300块钱就差很远。有些养熊场本身就是药厂，它把熊胆抽出来后做成胶囊，利润就很高，一头熊一年能给它带来将近二三十万元的利润。比如归真堂就是这样。

　　记者：归真堂一直在强调他们是合法的。

　　张小海：业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野生动物保护是为了拿来用的，野生动物是资源。这个观点实际上是我们最近这一波归真堂风波当中一直都在反对的观点。

　　关于野生动物的保护利用，一直存在分歧。作为新时代的动物保护，我们保护的目的不再是说为了利用，因为人类已经不再需要很多种野生动物或者野生植物了。所以说，利用已经不再是一个必要。

　　记者：所以要改变这种固有的体制内的观点很难？

　　张小海：比较难，但看到了进步。我们希望社会各界都加入到淘汰养熊业的努力中来，我们也提出了一个观点，淘汰养熊业不能等找到解决方案以后才淘汰，而是要下定决心以后才能找到解决方案。一直都有人说要淘汰养熊业，你有什么方法，这些熊怎么办，这些人怎么办，你没办法我就不淘汰。这样的态度，大家都拿不出办法来。

　　如果政府有一个淘汰养熊业的决心，或者整个这个行业有这样一个决心，大家都可以坐下来把有关的利益诉求摆到桌面上，反对养熊业的人他有他的利益诉求，动物保护组织有它的诉求，养熊场的人也有他的诉求，他投资那么多，他也的确，你说给他关了，他也要想想他的问题在哪里，政府也有政府的诉求。大家都有诉求，都表达出来以后，大家坐在一块总能够有一些妥协，能想一些办法，这样能够找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记者：成都的救护中心的经费来自哪里？

　　张小海：我们在大陆运作的费用每个月都要从香港按照预算调过来，它每个月拨款过来。所有的捐款以香港为中心，在德国、意大利、英国、澳大利亚、美国有办事处，这些办事处是负责宣传和募捐的办事处。

　　记者：你们期望的理想状态是什么样的？

　　张小海：在我们基金会的宗旨上，我们说要淘汰养熊业，并且使养熊业里头的这些黑熊能够被善待，直到它们终老、死亡。

　　养熊业的淘汰应该是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我们的诉求就是希望能够淘汰养熊业，并且能够有一个良好的方案来善后，我们能够以我们的专业身份，能够提供我们所能够提供的这种贡献。比如说我们对黑熊的习性很了解，对它们遭受的病痛也很了解，我们知道它们会生什么病，也摸索出来了怎么给它们治这些病的方法。所以说，我们可能是最好的顾问，甚至我们在后期有关熊的处理、人的处理这些方面，可能还能有机会动员我们的力量去联络其他的公益组织，共同对这件事情的解决做贡献。

　　中国企业靠什么赢得世界？

　　中国企业要从“威胁源”的角色转变为“同一条战壕的战友”，根本是“和”的精神。“和”的根本是存小异而求大同，与西方主流经济体融合，从而建立一个跨国性的、商业发展共进退的“命运共同体”

　　文│项兵

　　过去一年半，我在全球各地参加了多个公开和闭门的高端会议，最深的感触是，西方主流国家讨论中国问题的风向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中国企业在全球的发展环境趋于恶化，可以说对中国的敌意正在升温。这种趋势必须扭转，否则这种充满偏见与敌意的国际环境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与中国企业参与世界经济的重大障碍。

　　国际会议上关于中国的讨论主要是中国崛起对西方的影响，对此西方世界忧心忡忡。他们的忧虑集中于三大方面：第一是关于意识形态的，他们认定中国代表着一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不同可能会对他们稳定成熟的体系构成巨大挑战；第二是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是国家主导型的，国有企业在诸多重要行业占有垄断与主导地位。他们认为，这种模式和西方企业自由发展模式有着本质的不同。最近几个行业的“国进民退”现象更加深了他们的顾虑。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后的全球大宗并购中，中国国有企业成了最财大气粗的买家。西方担心国企的大规模海外并购行为往往会包含政治、外交等非商业因素。同时，他们认为这种国有企业所代表的不公平、不公正的商业力量，加上日益强大的中国国家元素，可能会摧毁西方多年来建立的相对公平、公正的投资体系和商业秩序。第三是关于军事方面的，他们担心中国军费增长太快，在军事战略企图和军费开支方面又不够透明。他们将中国最近在周边外交和领土争议问题上的强势“新面目”理解为中国强权外交的开始。

　　意识形态不一样，经济发展模式不同，军事不透明，这三点误解使国际社会很容易将中国归入“另类”阵营。过去一年多，由于这种对中国新的界定，使中国在全球发展的环境急剧恶化。在这种新环境中，中国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矛盾与冲突远远超越了简单的经济摩擦，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中国企业的发展可能被视为国际秩序中一种不稳定甚至负面的力量。这种变化值得国人高度重视。

　　以“和”的精神打造“命运共同体”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企业界需要有一个平和、积极且理性的心态来面对西方的态度转变。

　　我一直提倡的一个应对之策是通过参股的方式与西方主流经济体融合，从而建立一个跨国性的、商业发展共进退的“命运共同体”。近年来，我一直鼓励中国企业通过参股来介入全球产业链的两端，通过参股国际主流金融机构来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的竞争格局。这样中国将与这些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结成一个新的统一利益体，使我们得以从竞争对手与“威胁源”的角色转变为“同一条战壕的战友”。复星集团去年参股地中海俱乐部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案例。

　　目前，我们管理全球营运企业的能力与经验不足，如果一味地强调通过控股进入管理比较复杂的主流市场与主流行业，不仅会助长“中国威胁论”以及西方对中国企业的戒心和敌意，而且我们很有可能会弄巧成拙、“点金成石”，造成中外企业双输的结果。所以我一直鼓励参股，而不是迅速成为大股东，要联手“九段”企业一起赢得世界市场。

　　企业跨越国别、全球性运营的关键在于合作，合作的根本是“和”的精神，它强调互助、团结以及为共同目标相互妥协。多数中国企业在国内发展中强调的竞争，这是我们注重打价格战、恶性的竞争。这种思维是导致我们全球化发展频频遇阻、难以持续的一个根本原因。“和”是我们传统文化中一直倡导的灵魂，中国人讲“君子和而不同”，“和”的根本是存小异而求大同，大家建立共同的利润目标、共同的商业追求、共同的价值观，以“互助、团结以及为了共同目标相互妥协”方式共同发展。我认为这是中国企业在全球化发展中，尤其是现在全球敌意升温时期，必须采取的方式，必须转变的思维。

　　如果中国企业能在主流市场与行业打造出广泛、深入的命运利益体，西方的主流商业机构就会重新看待中国企业的价值，会消除过往对我们的一些误解，进而帮助中国企业去游说政府，去影响西方主流传媒，加之我们的企业逐渐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我们将会逐步在这些进入国家与社区中建立中国企业的良性影响力。这是中国企业全球化过程中应该高度重视的方式之一，借助参股机会打造双方或多方命运共同体，以融入当地主流阵营的方式展开经营活动。

　　这次全球性金融风暴，西方许多企业尤其是顶级金融机构陷入资金短缺困境，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他们当时迫切地希望我们能施以援手，我们由此可以注资参股行业内的顶级企业。这种雪中送炭并共渡难关的方式，将使大家荣辱与共并结为同盟。

　　此外我们不要高调，当好小股东就要擅长低调，学会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与对方分享发展与利益。我认为那种“参股就必须进入董事会”，“进入董事会就必须发声”的想法与做法是危险的。

　　西方主流企业的治理与管理基本面是靠得住的，我相信这一点大家都会认同，既然如此，我们目前在商业管理领域并不具备优势， 何苦要指手画脚地告诉他们银行该怎么管，企业该怎么办呢，何苦要“点金成石”而最后承担恶果呢？这里面的逻辑是先抓住这个参股的机会，与顶级企业一起共同发展，一起分享利益。对那些擅长学习的企业来说，我想他们会更看重由此获得的学习机会，毫无疑问，我们因此距离全球一流商业机构更近一步，我认为这也是中国企业提升自己全球段位的捷径之一。

　　通过参股，让世界认识到中国崛起是一个积极、稳定的“阳光”力量，中国企业并不是充满敌意的对手，中国企业愿意与其他人一起分享利益，一起承担责任。

　　第二个值得考虑的应对之策是我一直倡导的“大风流创新”。颠覆式的、革命式的大风流创新，不仅能给自己带来机会，也能给全球带来一系列共赢的机会。我们过去立足于成本优势的价格战，在全球的杀伤力其实是很大的，这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战法，可能会将全球诸多行业搞得“鸡犬不宁”。

　　我认为，中国企业界出现一批大风流创新的条件已经具备。首先是中国的市场总量，很多行业已经做到全球No.1，具备产生引领全球发展的一些基础；第二，中国企业历经多年磨练，管理经验有很大提升；第三，中国企业的资金较西方同行相对充裕。只要我们有更大的梦想，一定能在很多领域作出重大突破。

　　然而，我担心的仍旧是思维方式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放弃追随、复制的思维惯性。中国企业不能总是停留在跟随西方世界级企业的框架下。尽管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与世界顶级企业相比有很大差距，但我们已经积累了上述有利条件，只要我们冲破过往思维惯性，整合全球创新能力，集合全球创新资源，让他们为我所用，我们极有可能“一览众山小”，最终集世界之大成，成为全球创新高地。我们要超越民族品牌，追求和而不同，弘扬不同的梦想。人类未来发展的梦想模式肯定将是全球化和多元化并存。

　　重铸中国商业文明

　　重塑商业文明是应对中国威胁论的一个核心对策。在建设新商业文明的问题上，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与欧美踏上了同一条起跑线，但各自面对不同的现实条件。

　　先说欧洲，欧洲社会人文底蕴深厚，无论任何科技浪潮来袭，它都有深厚的根，好比一位内功精深的老剑客，基本套路一以贯之，“马步”扎得很稳，随风左右摇摆的概率很小。当然，这种过于和谐和稳定的系统会抑制大风流创新的产生。相较而言，强调创新和股东利益主导的美国摇摆的概率大一些。美国商业文明的特点是利益驱动，为了鼓励大风流创新，美国容忍更大程度的收入不均和两级分化。

　　在商业文明方面，美国相对领先中国。在第一次分配上美国就比中国合理得多，企业不仅给股东带来世界级回报，同时给员工带来世界级收入；在第二次分配上，美国的税收也相对更为透明完善；在第三次分配方面，美国的捐赠体制健全度也远远领先于中国。值得注意的是，“文革”的洗礼使中国几千年来承继下来的文化与发展的根基受到巨大冲击，各种新思潮、新技术，可以把我们很容易地从左吹到右，从右吹到左。在近代， 我们“飘”的案例比比皆是，这可能是我们匮乏一脉相承的“道”。这种“飘”可以使我们便于吸纳新鲜事物，但也有可能走极端。所以我们的摆动是比较大的，容易形成“大跃进”。

　　西方商业管理主要关注如何更好地挣钱，较少地探讨为什么做生意。其实为什么做生意对管理行为也有着重大的影响。如果我们做生意仅仅是为了发财致富、光宗耀祖，我们就有可能不择手段、巧取豪夺， 我们就有可能出一系列的药品与食品安全问题。同样值得重视的是财富的应用与处置。我们如何利用财富及其带来的影响力，是推动社会形成公平公正的价值体系，还是打造金钱社会、权贵阶层？新兴富有阶层的梦想与价值取向，对于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用财富为自己打造更多的特权，这种行为会制造更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如果我们把财富及其带来的影响力用于创造一个更为公平公正的社会体系，我们会成为社会稳定的一个中坚力量。

　　因此，无论是消除国际社会对我们的误解，还是在国内打造和谐社会，中国企业必须高度重视“道”，重视贡献具有普世价值的“道”。只有在“道”的层面赢得了全世界的接受、认同和尊敬，才有可能被全世界真正接受，才可能取得全球性的成功。成吉思汗靠武力征服世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句话我认为还是有局限性的。世界上没有一家伟大的商业机构靠阴谋和冷冰冰的利益算计获得成功，带领人们通向王者之路的是胸怀和阳谋。尤其在信息民主化、透明化的浪潮下，靠只重利益不重价值取得长期持续成功的概率越来越小。

　　我相信，现在重铸中国商业文明，向世界贡献具有普世价值的“道”和“梦想”，是扭转中国企业在全球遭遇的敌意态势、积极融入全球主流商业阵营，以及完成中国经济转型与升级的必然之途。这是中国企业家们亟须探讨的重大命题。(作者系长江商学院创始院长)

　　我们别无选择

　　安全危机、经济危机、气候危机，这三个危机由一条共同的线索串联起来，简单得如同讽刺，

　　那就是我们对于含碳燃料的过度的、危险的依赖。是该作出取舍的时候了

　　文│阿尔·戈尔

　　美国前副总统，在改善全球环境与气候状况方面做出重大贡献被授予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

　　应对气候危机，关键的第一步是：我们必须作出选择。我们，就是指我们整个星球的文明世界。因此，借用莎士比亚的话来说，这个“难处”就产生了——要想象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能够作出一个有意识的集体决议，这看起来荒谬。不过，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

　　我们已经到了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时刻。我们的家园面临深重的危机。当然，并非地球本身面临毁灭，而是地球将不再适合人类居住。

　　安全危机、经济危机、气候危机，这三个危机似乎互不相干。但是细细审视，我们会看到这三个危机是由一条共同的线索串联起来的，简单得如同讽刺，那就是我们对于含碳燃料的过度的、危险的依赖，这是三个危机共同指向的根本原因。

　　假如我们紧抓这根绳子并猛拽它，所有这些复杂问题将如拉开的线团一样被理出头绪，我们将发现问题的答案就在我们手里。我们承担着一个历史使命，那就是促使人们为了实现一个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到可再生能源的宏大并迅速的转换而努力，去建设这个转换所需的基础设施，去夯实科技的基础。

　　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在促进美国的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走出了第一步，他推出的刺激方案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绩。但是，石油、煤炭、天然气公司和依赖化石燃料的电力公司、受意识形态左右的气候危机论反对者，他们对国会的决议程序施加了控制力，竭力阻挠美国参议院通过新的气候和能源立法。

　　目前，美国依然从中国口袋里借钱购买、燃烧产自波斯湾的石油，来毁灭地球。所有这些做法必须立刻停止。

　　最近衡量气候危机影响的科学研究还在沿用至少过去二十年里效果明确的模式。每一个全面而深入的新评估都发现，之前对最糟糕结果的预期，低估了气候危机的严重程度和气候危机蔓延的速度。全球气候危机问题权威组织、气候变化政府间委员会在经过二十年的详细研究和作了四个见解一致的报告之后，指出气候危机的证据“不容置疑”。

　　公元前六世纪，伊索讲了一个关于放羊孩子的故事，因为他好几次欺骗附近的农夫说“狼来了”，以看他们跑来跑去取乐，最终自己照看的羊就在眼皮底下被狼吃掉了。

　　两千多年前，中国有一位国君屡次敲响警钟，谎称敌人来袭，要士兵迅速做好准备投入战斗，以此来取悦她的宠妃。当敌人真的发动攻击时，警钟响彻却无人施救，以致亡国。

　　当代，权威的理论家、思想家和专谋一己私利的公司鼓吹对真理的追寻实质是对权力的追求。这种见解使人对真正的以事实为根据的警告产生了类似的懈怠和麻痹，而看不到前所未有的大悲剧正要席卷人类。有些人拒绝科学的结论，小看这场危机，他们认为我们最好的选择就是简单地适应已成之势，他们断言阻止这场危机的恶化不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事实上，人类压倒一切的任务是要防止地球生态被摧毁，因为地球生态曾经孕育了人类并对人类文明的延续至关重要。

　　我们必须同时面对两个挑战，拯救正在遭受损害的人类文明的未来。任何其他的战略都理当受到摒弃。我们假如不勇敢采取阻止地球环境毁灭的措施，适应一说将成镜花水月。进一步而言，气候危机的受害者理应得到受益者的同情和资助，这对达成并巩固全球共识亦属必然。

　　如无雄健举措，我们的后世子孙将遭受气候灾难最严峻的后果。以十年为期，气候灾难的毁灭力将不断地升级。我们无法等到灾难已成燎原之势再行动，否则自食后果悔之晚矣。

　　(摘自《我们的选择》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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