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全国2011年高考第一日。

　　与李娜获得法网冠军相比，这当然算不得是新闻。仅从文革后恢复高考算起，也已经是第34个年头了。再加近年来大学毕业生艰难的就业环境和各界对高考这个“教育指挥棒”的不断质疑，高考也早没有了上世纪80年代那样的风光地位。

　　但是，对亲身参加高考的考生以及考生的亲朋好友来说，高考仍然是一件“天字号”的大事。考场附近的酒店宾馆和往年一样热销，甚至出现部分酒店一房难求的现象。有考生已经提前10天入住酒店以适应环境。

　　不仅如此，政府各部门对高考的服务保障力度也并没有减弱的迹象，就算是正处在迎接大运会的关键时刻，市人居委仍然制定了《关于高考中考期间加强环境噪声监管的通知》，开展夜间突击检查，严防考生受到惊扰。市交委的规定更细致，包括考试期间公交车辆经过考区时，要尽可能减少噪音，并禁止鸣笛。

　　对今年广东、深圳的考生来说，压力似乎又要比全国多数地方的考生大一些，原因是报考人数的“反季节”增长。据教育部门统计，今年全国的考生在930万左右，不仅继续处在高位以下，而且比2010年也减少了20多万人。但广东却比去年增加了4万多考生，增长比例超过7％。深圳也增加了4000多人，增长比例高达15％以上，竞争的激烈程度自不待言，考生和家长的紧张程度更会加大。

　　其实，从统计数字上看，自高校大规模扩招以来，对多数考生而言，上大学早已经不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难于上青天”。以今年为例，教育部给出的信息是，全国72％的考生都可以被录取，已经十分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但观察身边的现实，似乎这样高的录取比率，并没有能够真正减轻考生、家长和学校的迎考压力，相反，压力还有越来越大之势。不少学生从幼儿园开始就千方百计“择校”，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忙碌于各种各样的补习班、特长班，更多家长不计成本抢购优质学位房。孩子的娱乐休息时间被大大挤压不说，家长的教育成本负担已经相当沉重，占到家庭总支出的很大比例。

　　其中最直接的原因，当属考生和家长“大学观”的改变。

　　文革后刚刚恢复高考之时，由于有国家包分配工作这个政策，对身处社会底层的广大考生来说，“高考改变命运”，是非常现实的利益。因此，对多数考生而言，考上大学比上什么大学更为重要。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家实行大学生自主择业的新政，这一新政又与高校大规模扩招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等不可预见性因素叠加，其直接后果，就是大学生从考上大学就一定有工作的“天之骄子”，瞬间陷入了“毕业即失业”的恐慌之中。因此，从考生到家长，只好把目标从一定要“考上大学”调高为一定要“考上好大学”，以提升自己的就业竞争力。这一目标的调整所带来社会教育总成本的增加，至少要以数倍、数十倍计。反映到中小学教育上的后果，自然是应试教育的倾向越来越严重。

　　正因为如此，社会各界对高考这一“教育指挥棒”的质疑声也一日高过一日，甚至有人在回应“钱学森之问”的大背景下，提出了取消高考制度的尖锐声音。

　　但从我们目前所处社会环境的公平性来看，高考制度尽管有着无数的弊端，仍然不失为保障社会不同人群实现跨阶层流动最重要也相对最为公平的通道。在全社会的公平性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在没有找到更高的制度设计的前提下，高考制度仍然是一份不可轻言放弃的宝贵民族财富。而培养大师的“钱学森之问”，暂且还来不及过多虑及。

　　祝参加今年高考的每一位考生好运，祝考生背后更多的家长和老师们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