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 彭斐 发自烟台、青岛

　　2011年，日本独资农场朝日绿源在胶东丘陵的1500亩土地上，开始了其涉足中国农业生产经营的第二个“五年计划”。

　　5年前，该项目在我国对日蔬菜出口最大的县级市莱阳设立，当地政府引进该项目的初衷虽是打破日本等国的“绿色壁垒”，而实际上，该日资企业将其产品对准了中国高消费群体。

　　曾参与朝日绿源农场租地的莱阳当地人士表示，该项目越来越像是“占地盘”。分析人士指出，朝日绿源模式的施行，预示着我国农业生产链可能会被更多外资觊觎。

　　6月2日中午，在铁丝栅栏围绕的朝日绿源农场北侧，沐浴店镇吴家疃村的田间，《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见到了正在种菜的于清。

　　5年前，于清曾任沐浴店镇吴家疃村主任兼党支部书记，该村租给朝日绿源的368亩土地，正是由他负责的吴家疃村委会从农民手中承包之后，转租给日本独资农场“朝日绿源”。

　　这份租期为20年的合同具体操作方式是：农户将耕地流转给以村为单位成立的土地合作社，再由山东莱阳市政府和沐浴店镇政府与日方签订租赁合同。

　　2011年，日本独资农场朝日绿源开始了他们在中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在莱阳至少1000亩的耕地上，这家日资企业将在4个五年中，直接涉足中国的农业生产经营。

　　第二个“五年计划”加速

　　按照朝日绿源的租地协议，今年，莱阳市沐浴店镇所辖的大明、吴家疃、小店、中汪、南汪5个村共1000农户的信用社账户上转入的租金，开始了第一次200元/亩的上涨。

　　2006年3月28日，由三家总部在日本东京的世界500强企业共同出资的山东朝日绿源农业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朝日绿源)，在地处胶东丘陵的莱阳市取得营业许可。

　　当年5月，朝日绿源通过沐浴店镇政府支付给农户的租金为800元/亩，当时私人租地价格约550元/亩。

　　按照协议，农户获得的租金每5年上涨200元/亩，租期20年，预计到最后一个五年计划时，朝日绿源所租农户的土地租金将涨到1400元/亩。

　　莱阳市政府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施行该项目是为了在全新的农业经营上有所突破，成为一种新型示范模式。

　　2006年5月，朝日绿源农场正式成立，从事大规模农业经营，范围包括大棚蔬菜、水果、牛奶等高附加价值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

　　“镇政府的最初租地合同涉及1142.5亩土地，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他们逐渐扩张，现在已经达到1500亩。”于清已退出吴家疃村委，仍然对此保持关注。

　　日资租地，农民并不情愿

　　莱阳沐浴店镇当地农民对朝日绿源的种植方式普遍表示“看不懂，不会摆弄庄稼，种地纯粹是做样子”。

　　从204国道通往大明村与朝日绿源农场的道路两旁，种植着正处于灌浆期的小麦，但长势差异明显。相比大明村绿油油的麦田，朝日绿源“纯绿色种植”的小麦却“面黄肌瘦”，刚长出的玉米苗也像“侏儒”。

　　自朝日绿源农场成立到现在的5年中，粗放的生产经营影响了周边土地的耕作和群众生活，公司每年都会被周边农户找麻烦。

　　于清说，当时山东省曾向日本朝日公司提供了多个选择的地方。“省政府提供了淄博、东营、莒南、莱阳4个地方，东营甚至承诺前5年不收土地租金。”

　　比起其他几地，莱阳的征地阻力是最大的。莱阳是我国重要的农副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和全国最大的县级食品出口基地。来自莱阳市农业局的数字显示，目前该市无公害蔬菜基地30万亩，优质果品基地40万亩，各类标准化养殖场区400余处。

　　上世纪90年代始，多家莱阳外贸企业已在发展种植基地。于清说：“随着出口份额的提升，莱阳当地企业的蔬菜基地规模也在扩大，日本农场想要扩地盘，肯定得和当地企业竞争。”

　　农业新模式：销售商变农场主

　　“他们花这么多钱，到现在还在赔钱，肯定不仅仅是为了投资。”于清认为，即使最初租金是800块钱/亩，比现在的600元也高出不少，产出却远不及当地农户。

　　2006年，吴家疃共有368亩耕地租给了朝日绿源农场。“1000元/亩的价钱，咱觉得挺贵，有日本代表就说这几个钱也就换几个小馒头。”对于日本人的举动，于清认为有点“占地盘”的意思。

　　2006年8月，朝日绿源开始向青岛、烟台的超市供应生菜，12月，该公司从澳大利亚进口乳牛约200头。

　　朝日绿源以这种服务模式直接进入农业生产环节，打破了以往外商投资中国农业集中在加工及销售环节的方式，由销售商变身为农场主。

　　青岛朝日绿源分公司负责营销的冷经理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农场的奶牛已有2000头左右，除了农场自种的小麦、玉米作为饲料外，每年秋季还会向当地农民以360元/吨的价格购买青柱玉米。

　　按朝日绿源总经理乾祐哉的说法，朝日绿源将于2011年开始转亏为盈。但据知情者透露，目前其仍在亏损，每年要追加220万美元补缺。

　　在宣传材料中，朝日绿源宣称通过培育下一代农业技术人才，向中国其他各省拓展事业，为解决中国农业问题助一臂之力。“实际上，目前在农场上班的，除了保安是年轻人外，其余绝大部分都是附近村庄已经失地的中老年人。”于清说。

　　角逐中国农业链

　　按照莱阳市政府的说法，朝日绿源项目的引进是为提升当地农产品质量做示范，并打破对外出口的“绿色壁垒”。

　　实际上，朝日绿源的产品瞄准的是中国国内高消费群体，其物流模式也是针对中国市场制定的。

　　有统计显示，中国高消费人群比例大概占总人口的3%~5%，这是一个覆盖五六千万人的大市场。

　　上述冷姓经理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公司以国内各大城市的日资、外资超级市场为重点，进行直接销售。价格方面，主打中、高档市场，多数销往青岛、上海等地的大型超市，牛奶价格高达21.8元/升，草莓每公斤140元。预计2013年后，达到每年供应蔬菜约2000吨、水果约700吨、牛奶约7000吨的目标。

　　大股东朝日啤酒株式会社称，如果这一项目成功，会考虑在中国其他省份复制这种农场模式，扩大在高端农产品市场中的投资。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专家刘红军认为，国外企业在中国租地办农场并不多见，朝日绿源农场业务的扩展，预示着这些企业正向中国农业产业链前端延伸。

　　刘红军认为，中国高端农产品消费市场日益显现，不排除更多国外企业跟进的可能。

　　拒做“农业后院”

　　有村民担心，朝日绿源没有明确表示合同到期后是否续租。于清说，日方有单方面停止协议的条款，土地复耕费等问题在之前的征地协议中并没有提到，到时受损的还是当地农户。

　　目前，日方虽多次表态有意将朝日绿源项目扩展至3000亩，但因莱阳当地数家蔬菜加工类企业也在扩展种植基地，当地农户将土地继续租给朝日绿源的意愿并不强烈。

　　全程参与了该项目谈判的沐浴店镇党委书记初晓华对这一项目表示“看不懂”：“他们做事似乎不在乎盈亏，投资这么大，经营5年还亏损，作为追逐利润的世界500强，为什么要投入利润率水平较低的农业生产环节？”

　　2009年4月，日本政府牵头举办海外农业投资促进会议，此后又颁布了《为保障粮食安全促进海外农业投资相关指针》，鼓励日本企业加大海外农业投资，投资覆盖生产、收购、流通、出口等多个领域。

　　根据非政府组织GRAIN公布的一份报告，日本企业近几年在巴西、非洲和中亚等地租用和购买了大量农田以种植有机作物，日本目前已拥有超过国内农田3倍的海外农田。

　　国家农民信息管理网窦义宾向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外资直接介入我国农业生产环节的现象说明，在我们坚持农业 “走出去”的同时，外商也开始走进我们的“后院”。

　　今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中，涉及国家安全、需进行审查的行业范围，就包括重要农产品。

　　窦义宾认为，这不仅是对外资进入农产品加工、销售环节带来风险的应对，更向外界释放出强烈信号：中国已逐渐告别活力四射但秩序混乱的引资时代，开始有了“游戏规则”。

　　莱阳市商业局外资科相关负责人说：“引进外资必须经过国家批准，尤其在土地方面，必须严格经过地方国土部门审批，在有土地出租的情况下才能进行。”

　　该负责人同时表示，关于外资引进批地，必须在国家土地“红线”政策之内进行。

　　现场访谈

　　对话“地老板”：土地规模经营的利弊纠结

　　于清，土地流转的直接参与者。5年前，在他任职吴家疃村村委会主任期间，村委会将村民的368亩耕地整体承包，后转包给日资企业朝日绿源进行农业生产。

　　如今，于清再次承包了村民的60亩耕地。不同的是，他不再是村主任，他也不转包，而成了龙大集团的一名“地老板”。

　　NBD(《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朝日绿源农场是什么时候引进的？

　　于清：地租今年刚涨到1000块/亩，正好5年。镇里(莱阳沐浴店镇)领导说可以改进当地种植习惯，打破日本对蔬菜的“绿色壁垒”。

　　NBD：效果怎么样？

　　于清：明摆着，可以说对当地农业毫无扶持示范作用，他们的麦子、玉米都先天发育不良，要是老百姓跟着学，我们得饿死。

　　地各种各的，我们不管，但他们地里不打农药，虫子爬到周围老百姓地里。再加上这几年朝日绿源的养牛场逐年扩大，牛粪、牛尿的臊味更让老百姓反感，几乎每年都有老百姓去找朝日绿源说理。

　　NBD：怎么说理？最终怎么解决？

　　于清：去年秋天，他们玉米地的虫子把老百姓的玉米啃了，老百姓找上门。后来又到莱阳市政府要说法，最后朝日绿源赔了5万块钱。NBD：哪些当地老百姓在朝日绿源打工？

　　于清：2006年朝日绿源租了1142.5亩地，后来又扩大到1500亩，1000户农民没有了地，之前种地都是留守的中老年人，没事干，他们就到朝日绿源打工，工资按小时算，3.75元/小时，一个月能赚千把块钱，加上每年的地租，一个人每年也能收入1万多块钱。NBD：这些打工的人把地都承包给谁了？

　　于清：莱阳现在种菜的规模可能已经超过寿光了，但我们这都是规模经营，像龙大、东信这样的出口企业都在包地种菜，每块菜地少说也得50亩。我也包了60亩地给龙大，种子、化肥、农药、管理全听龙大安排，一亩地赚1000块钱还是有的，比以前种庄稼强多了。

　　NBD：包地合同是怎么签的？和朝日绿源有不同吗？

　　于清：我们这些种菜的属于私人承包，合同也直接和农户签。龙大、东信都是和莱阳各个村委签合同，这与朝日绿源相似。企业租地种菜很多都是把钱先给村委会，再由村委会派发，但朝日绿源租的地，是由镇政府直接把钱打到老百姓的信用社账户上。

　　NBD：谁来发放租金，有什么不同吗？

　　于清：区别非常大。个人承包会把钱直接给老百姓，但村委经手的话，不可能不扣除一些作为办公经费，因为农业税取消后，村里没什么收入来源，即使有的村委会不承认这事，但做过农村基层工作的都心知肚明，老百姓心里也有数。

　　NBD：把地承包出去后，老百姓的收入有变化吗？

　　于清：有变化。留守的老百姓收入能有7000多元/人。现在国家土地政策说30年不变，本来就人多地少，平均每个人也就一亩多地，老百姓自己种地时，种粮食一年也就1000元/亩，水果蔬菜能赚三四千元。现在收入提高，还解放了剩余劳动力到外面打工，这都是再次土地集中的结果，对我们这些包地的人来说更好，每年60亩地至少能收入五六万块，比打工的人要多几倍。

　　NBD：你认为今后咱们国家的土地经营模式会是怎么样？

　　于清：30多年前的家庭联产承包分田到户，适应了当时的国情。但现在经济发展到这种高度，种地不再需要这么多人了，新闻中不是说，咱们国家种地的农民只要1亿就足够了，7亿多剩余劳动力怎么安排？

　　现在政策还在完善，剩余劳动力问题还没解决。不管是朝日绿源，还是龙大、东信，甚至老百姓包地，大家都在打政策的“擦边球”。

　　/相关报道/

　　土地流转“基地模式”：农民仍处在利益链末梢

　　山东烟台大明村距204国道约2公里，“地老板”房良才的菜地就在204国道通往大明村的一级公路旁边。

　　6月4日，在赶往大明村的途中，《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看到多个喷着“龙大”、“东信”字样的房屋矗立在地头。

　　过路的村民说，菜地归哪家企业，地头盖的房子上就喷上企业名称。据说，地里的菜直接送到莱阳的蔬菜加工出口企业，占领日本市场。

　　据村民介绍，在胶东半岛，“基地”已成为农场的代名词，土地流转正是“基地”诞生的直接推力。

　　在我国最大的蔬菜出口县级市莱阳，数万亩基地已实现了规模效益。在这里，记者发现，土地流转的不同利益相关者，看到和说出的是不同的土地流转利益观。

　　有研究人士指出，基地的发展暴露了政策与现实之间的模糊地带，在为外资觊觎的中国农业生产链前端，农民拿到的还是低端、末梢的收入。

　　2004年，房良才与莱阳最大的农业企业龙大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合同，买下(农村更习惯将土地承包权流转这样繁复的名词简称为“买地”、“卖地”)村里80亩地种植蔬菜卖给龙大集团。

　　连续7年，房良才都是赚钱的，平均年收入十多万元。但是，涝灾、风灾、冰雹等天灾也让他赔过钱。去年，与房良才一同种菜的农户有30家左右，赔钱的至少20家。

　　房良才说，农民种菜不规范，是造成亏损的主要原因。“品种是根据龙大公司的要求种的，化肥、农药也是从公司统一购买的。”房良才认为，好在龙大会根据农户的经营状况适时调整菜类结构，保证农户都有赚头。

　　在莱阳，房良才这样在通过流转集中起来的土地上种地的大户，被村民们称为“地老板”、“地主”。仅龙大集团在胶东地区，就有202名这样的 “地老板”。1000元/亩的纯收入，200亩地的规模，即使一线城市的白领也会垂涎。

　　土地流转至“基地”

　　大明村2000亩耕地，已经流转出了600亩，2006年在沐浴店镇政府协调下，朝日绿源和大明村委会签订了263亩土地的流转合同，村委会又和每一个农户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

　　房良才的菜地与朝日绿源仅几米之隔，他担心经营多年的菜地会被日本农场 “兼并”，“据说他们会扩大种植范围，现在日本人的地租已经涨到1000元/亩。”

　　每年10月24日前后，是房良才“交租”的日子。2004年以来，土地租金由550元/亩涨到650元/亩，明年，房良才与大明村村民签订的8年土地租赁合同就要到期。保险起见，房良才今年继续扩大承包种植规模，到80多里外的姜疃镇濯村承包了120亩土地。

　　与最开始承包村民的80亩地不同，房良才在濯村的120亩基地，是龙大集团与濯村村委会直接签的合同。

　　在距大明村不远的周格庄村，村支书田学成称，村里有180亩流转的(种植)基地，“基地是企业与农户之间的事。农户的地转到企业，企业再把钱交给农户，就是这个情况。”

　　“相比种庄稼，现在包地的钱合适。”大明村会计宋学玲说，“我也想把地包出去，自己外出打工挣钱，但他们要的是成片的土地，我家不在片上的口粮地，没有人要”。

　　“基地”扩展须看政府眼色

　　“基地”创始人、龙大董事长宫学斌经常对别人说：“中国的根，在农民；农民的根，就是黄色的土地；我的根，在山东省莱阳市。”

　　事实上，宫学斌的企业发展模式从未与土地失去直接联系。自上世纪90年代，“基地”建设摸索了一段时间，也作了各种尝试。当时，家庭联产承包在中国已进行十余年，耕地已经细分到户，宫学斌认为，把土地挨户集中起来的可能性不大。

　　宫甚至打主意花钱买或者租用部队农场和飞机场周围的闲置土地，但尝试无果。2001年后，龙大公司的种植基地扩展，最终还是回到农民承包的土地上来。“刚开始发展基地时，比较困难，包括大户和村里，对这一块没有什么概念。”龙大基地科科长邹仁才说，发展基地最大的困难在于地方政府，“有些地方的地不租给你，也不和你置换。”

　　2006年1月1日，《农业税条例》被废止，延续两千多年的农业税成为历史。“基地农业”的发展迎来契机。

　　邹仁才认为，农业税全免，村里没有收入了，这成为从村委到农户进行基地生产的直接动力。

　　龙大于2002年开始签订直属基地。2006年后，龙大基地规模扩展提速，“一二百亩的土地，由公司和村里签合同，把地租下来，15年或者20年，再找比较好的管理者来管理。”

　　2007年，龙大直属基地1200亩，2008年，龙大仅在泰安就发展了1500亩基地，目前已达11.3万公顷。

　　拿下大片土地的原因简单，邹仁才称：“地方政府一支持，我们的工作要好做得多。”

　　农民仍处利益链末梢

　　在《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调查的过程中，不同层面的莱阳人对“基地”的来源，大多会强调是和种植大户、也就是“地老板”签的租约。

　　“龙大把成片的地要去了，自己想种地就不行了。我家一亩六分地，都叫龙大拿去了。”一名莱阳农民说。

　　事实上，相当数量土地来自村集体留存，再由龙大交给种植大户。大明村会计宋学玲认为，村里的机动地依法不能超过5%，且不能长时间流转。

　　土地流转的不同利益相关者，各自看到和说出的是不同的土地流转利益观。这一说法上的微妙差别，恰恰折射了当前农地流转的一大困局：村集体和农民，谁应是农村土地流转的主体？

　　十七届三中全会后，农民对土地有了长久承包权，但中国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原有的合同不一定要解除，但需重新让企业和农户签订合同。”

　　曾有群众到莱阳农业局农经中心投诉，要求村里把多占的机动地退出来。农业局相关负责人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这已经是干群矛盾的突出点。”

　　党国英认为，基地生产模式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给社会带来的经济效益是无法衡量的。

　　作为基地模式的开创者，龙大的基地覆盖了10省区70多个县市，约有5万户农民为其种地。龙大公司近2万名员工中，88%来自省内外经济欠发达的农村。

　　“但要说它好，我也很无奈。”党国英认为，理想局面是土地由种田大户自己流转，农民自愿，产生的规模效益留在农民自己手上，农民借助规模去闯市场，从市场上获得收益。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莱阳市政府人士表示：“耕地如果可以变为建设用地，农民才有大钱可赚。不过，这在当前的土地管理法规下是不可能的。”

　　“现在农民只能拿基本的地租，收益被商家拿走了，农民拿的还是低端的、末梢的收入。”党国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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