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

　　不久前有个网络调查显示，超过七成的公务员认为自己属弱势群体。这一结论引来不少网民的哂笑，“官员也弱势，可教小民怎么活？”若在简单的官民对比中，自是官强民弱。

　　但强弱从来都是相对的，在更大的强权面前，小吏也是弱势。这些年来，警察上访、法官上访等都没少占据媒体的版面。

　　安徽省利辛县国土局的周文彬就是这样一个弱势的公务员。在因“微博(http://weibo.com)自首”而引发舆论关注之前，周文彬曾深入体制内的权利救济管道并有过一番苦苦挣扎。

　　回顾周文彬一年多来的“维权记录”，不难窥见现实的苍白：他因被免职而选择了依法申诉，却投诉无门。

　　他继而选择了多次给国土厅厅长发短信，却得以去县国土局地矿股上班。

　　生活是最大的“教唆犯”。

　　在周文彬的生活经验里，一个已在网上流传颇久的刻板印象逐渐得到印证：信法不如信访，信访不如信网。周文彬最后选择了网络维权，因为博客已经“过时”了，他听从知名维权人士的建议，借助于微博来传达他的诉求。

　　正如“久病成良医”，艰难的维权历程也让一些维权人士深谙传播之道。

　　周文彬选择“微博自首”，切中了大众传播的需要，并迅速成为舆论焦点。而如果我们剥开“微博自首”的外衣就会发现，其实周文彬所自述的“冤屈”，与一些维权人士的苦难相比，远远不及。

　　这不是说周文彬的问题就不是问题，相反，周文彬的遭遇更具标本意义。

　　周文彬这个“标本”其实就是一个“申诉人标本”。

　　依记者的描述，2009年10月29日，亳州市国土局党组会议研究决定，免去周文彬试任利辛县国土资源局胡集中心所所长职务。

　　周文彬是当时受考核的9名中心所所长中唯一被免职的，而且，免职文件上并未说明免职原因。

　　想要一个说法的周文彬开始了长达4个月的申诉，他同时成了一个“申诉人”。

　　申诉人的地位大致相当于民事诉讼中的原告—在一个“耻讼”文化源远流长的国度里，看似与现代接了轨的纠纷解决机制，仍然为挑起讼事的原告准备了不少障碍。

　　这是一个幽暗的管道，周文彬被挟持其中，漫漫前路看不到尽头。

　　这里有漫长的程序、有不公开的操作，却没有他想要的“说法”。

　　周文彬其实知道答案，他更应该知道，这个答案不可能白纸黑字留于纸面。

　　在一个潜规则盛行的时代，显规则注定无法依赖。

　　越是规模大的会议越不解决问题，能解决问题的都是小会。越是正式的程序越不能化解纠纷，能化解纠纷的都是不正式的程序。

　　周文彬很快就明白了潜规则，所以他不断发动“短信攻势”和“微博攻势”来维自己的权。

　　他在领教了“申诉人”的弱势地位之后，果断地选择了抛弃。而那些还在循规蹈矩地申诉和上访的维权人，那些可能背负了更大冤屈的维权人，由于没能依潜规则行事，所以继续幽暗着不为人知。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极为负面的标本，却又是我们眼前的现实。纠纷解决不靠法，靠闹。

　　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

　　周文彬的“微博自首”及相关部门的善后，不过是又一次重复了法外解决纠纷的潜规则。

　　在接受了周的“自首”和举报后，5月31日，亳州市纪委公布了处理结果：任某某、于某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馈赠，违反了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规定，决定对任某某进行批评教育、并责令写出深刻书面检查，对于某给予党内警告处分，没收所收礼品，折款上缴财政，并对周文彬向领导干部送礼的行为提出批评。

　　周文彬仍然不知道他为何被免职，自首和举报也没有成案。

　　党纪调查替代了司法调查，可能存在的行贿与受贿被“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党内警告”与“批评”形同罚酒三杯。

　　如果周文彬接下来不闹出点更大的名堂，这个案子将就此沉寂。

　　而依现行法律，有权对贿赂行为展开司法调查的，是检察机关。

　　中国刑法虽未像多数法治国家那样，对贿赂“零容忍”，但立案门槛也仅定在5000元。即便贿赂数额不足5000元，情节严重也可入刑。

　　如检察机关认为贿赂行为轻微，不需刑事追诉的，才依党纪处分。

　　贿赂事关公务员操守与品行，怎可警告、批评了之？多地公务员招考曾传出，因某考生曾有一夜情记录，人事部门据此认定该考生不符合公务员“品行良好”的标准，不予录取。

　　面对受贿行为已经查实，却只用警告了之，这也只能理解为应对舆论危机的“善后”了。

　　法治之所以优于人治，很大程度上在于法治具有确定性，因此能够指引人们的行为。

　　潜规则让确定性荡然无存，让下属对未来不确定，既是官员的“领导艺术”，也是众多公务员自感弱势的源头。

　　周文彬的故事，其实天天都上演。

　　更可怕的是，法治一朝未成，这故事仍将继续下去。

　　作者系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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