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冶

　　财经热点对话

　　主持人：本报记者陶冶

　　 特邀嘉宾：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贺立平

　　进入“十二五”，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改革人民币汇率体制以及逐渐开放资本账户，已成为当前和未来相当一段时间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任务。然而，在这一系列与时俱进的政策目标前面，横亘着一个曾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障碍，那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1999年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基础上提出的所谓“不可能三角”定理，即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流动自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

　　“不可能三角”是否真的像某些经济学家认为的那样坚不可摧？综合考虑中国的现实与特点，鱼与熊掌是否可以兼得？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了《“不可能三角”再探讨》的两位作者———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和北京师范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贺立平。

　　记者：伴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国际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汇率制度调整得到了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并分别制定了相应的政策目标。您如何看待上述政策目标与学术界所谓“不可能三角”定理之间的矛盾？

　　张燕生：“不可能三角定理”有三个重要前提假定：本国经济为一小型开放经济体，国际利率水平完全外生决定；各国经济周期高度不一致，国际利率差别随时间而显著不同，并进而引起浮动汇率体制下各国货币汇率的高波动性；国际层面不存在任何显著程度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本国或外国只能被动接受国际利率行情变动的冲击性影响。事实上，这三个条件对今天的中国经济都不完全再对应了。中国已成为一个新兴大型经济体；中国宏观经济周期就其某些重要指标而言，例如，物价水平或通货膨胀，与国际走势近年来已出现越来越多的趋同性；中国对外宏观经济政策交流和协调在地区和全球层面上近年来也已有显著增多。也就是说，“三元悖论”对我国经济政策制定的意义已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传统矛盾，并在坚持独立货币政策的大背景下着力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并适时逐步地推进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和开放资本市场。

　　记者：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虽然我国自2005年实施汇改以来成绩显著，但是国际社会在此问题上仍然不断施压，成为我国对外经济政治交往中绕不过去的话题。从国内角度讲，人们担心人民币汇率制度调整可能导致出口硬着陆，甚至将我国由顺差国转变为逆差国。您如何看待未来改革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为规避这些风险，应遵循怎样的战略？

　　贺立平：从近几年的实际情况来看，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增加，例如人民币对欧元或对其他许多非美元的国际货币的汇率波动性的升高，并没有对中国与有关经济体的贸易往来关系带来过大的冲击。今后，人民币与美元汇率弹性的增加是必然的。应对汇率波动风险应从两个层面入手。宏观层面，加强国内货币政策调整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微观层面，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应为企业部门提供必要的汇率风险应对工具。此外，在国际层面，中国还可在全球层面和区域层面大力提倡稳定货币环境的建设。国内外很多经验已经表明，汇率波动只要不是那种过于剧烈的，其对企业部门的冲击作用不像通常想象的那么大。对我国而言，汇率波动的不利影响可能主要会表现在一些经验不足、防范能力不高的金融机构上。这个方面是特别需要关注的。

　　记者：近年来，关于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讨论也越来越多。一方面，跨境资本流动，特别是热钱快进快出给宏观经济带来的风险仍然高企；另一方面，没有完全开放的资本账户也限制了人民币国际化、中国企业海外布局等领域的推进。您如何看待我国目前资本账户开放面临的制约因素和潜在风险？要突破既有限制并防范风险，您对于这一问题的政策建议是什么？

　　张燕生：资本账户对外开放和实现人民币充分的可兑换，必然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以及国内货币政策操作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带来显著挑战。概括地说，我们的应对政策应当着眼于这些方面：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运作需要有相应的灵活性和可信度，国内金融机构需要有应对外汇市场波动风险的能力，监管当局需要及时充分掌握金融市场行情动态和必要信息。中央银行的灵活性和可信度既是相互制约的，也是相辅相成的。灵活性主要指保持对国内货币市场和跨境资金流动的有效调节能力，可信度指保持货币政策基本目标（反通货膨胀）的明确性和公信力。而对国内金融机构来说，资本市场走向开放后，外汇市场和外部环境变动带来对自身盈利能力和资产负债表的影响都会显著增大。如果缺少有效防范机制和能力，那么，外汇市场上的微小的波动都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金融机构的防风险能力提高后，它们对企业部门才能提供可靠的支持，帮助各类企业应对汇率波动的风险。

　　最关键的是，促使国内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不受或至少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国内宏观经济的稳定，从根本上说就是防止通货膨胀，防止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防止资产价格的严重泡沫。这些工作，不管有没有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都需要做，而在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背景下更要做，更要做得更好。

　　记者：根据您的分析，在当下中国，打破“不可能三角”已经成为可能，但在政策部署的时机和尺寸拿捏上显然需要更多思考。您认为，要实现我国在汇率制度改革和资本项目逐步开放的全方位政策目标，从长期来看，怎样的政策“组合拳”最符合中国国情？

　　贺立平：打破“不可能三角”的确已经可能。不仅在理论上如此，在实践中也是这样。国际上已经有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一些中等规模的经济体同时做到了独立货币政策、资本市场开放和浮动汇率体制。中国为什么不能呢？从长期观点看，中国可以在三个方面同时推进。在货币政策上，继续实行“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并用的战略，前者主要针对国内货币市场和跨境资金流动行情，后者主要针对国内通货膨胀形势；在人民币汇率体制上，更大程度上促使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脱钩”，并在一定范围内让汇率成为平抑进口商品价格的工具，发挥阻减“输入型”通货膨胀的作用，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中国对外贸易走向平衡格局；在资本账户开放方面，可以积极推进国内证券市场对外开放，允许并在一定条件下鼓励多样化的外向型投资基金的建立和发展，在外汇储备不再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探讨外汇储备的经营管理改革问题。在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同时，必须同时加强和健全国内金融监管，着力提高大型金融机构应对内外风险的能力。在更加基础的层面，应该推动国内金融市场多样化的发展，促使其吸收资金的能力不断提高；推动提高企业部门的调节能力和应对风险的能力；促使对外贸易活动朝着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