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印度政府，就没有今天的班加罗尔；如果没有印度政府，也将不会有班加罗尔的明天

　　■ 环球财经记者  刘洋

　　如果说中关村是中国的硅谷，那么班加罗尔就是印度的硅谷。二者南北相望，共同承载着各自民族战胜硅谷、富国强民的渴望。

　　与中关村相同，班加罗尔科技园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上世纪90年代，在全世界高科技园区迅速发展的时代大潮中，班加罗尔与北京的中关村、日本的筑波、韩国的大德、英国的剑桥和中国台湾的新竹共同成为硅谷以外最夺人眼球的风景。作为世界著名软件产地，班加罗尔比中关村更早蜚声世界，也更早遭遇瓶颈与困惑。

　　从这个意义上讲，解读班加罗尔的昨天和今天，也许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关村的今天和明天。

　　只能是班加罗尔

　　为什么是班加罗尔，而不是印度的其他城市成为世界“软件之都”？

　　对这个问题，不同的人可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比如有人就从印度的殖民历史和其曾经发明二进制的轶事出发，将班加罗尔的成功归因于印度对英语的熟悉和对数学的崇拜。但按此逻辑，印度的任一城市都可以取代班加罗尔。

　　非但如此，无数中国城市也都具备取代班加罗尔的实力。因为在中国，能将《新概念英语》背到让美国人吃惊，能在入学前就将外国人到老都搞不懂的乘法表背到让人抓狂的学生，实在不胜枚举。

　　问题的关键显然不在于此。

　　与背靠斯坦福大学的硅谷类似，班加罗尔是印度高科技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有百年历史且被称为印度高校王冠的印度理学院、印度管理学院、国家高级研究学院、印度信息技术学院和班加罗尔大学等名校皆坐落于此。作为典型的知识密集型产业，软件产业对于高端人才的巨大需求在印度全境只有班加罗尔才能满足。

　　现在，班加罗尔拥有超过20万名软件开发人员，这一数字堪与硅谷比肩。在全球数以千计的软件公司中，位列5级的只有70余家，而班加罗尔就占了接近一半。仅是通用电气公司的印度研发中心就拥有超过1800名博士。

　　班加罗尔还是印度航空工业的摇篮。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印度负责研制火箭卫星的空间研究组织、印度科学研究院、国家航空实验室、印度斯坦飞机制造公司等一批国家重点高科技研究机构相继在班加罗尔扎根，形成了以空间技术、飞机制造、通讯设备生产等产业为主的产业基础。而以上所有行业几乎都是软件行业最重要的上游产业，选址班加罗尔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信息沟通的成本。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被长期忽视：时差。

　　班加罗尔与硅谷之间有12小时的时差，两地协作实现了软件编写的无缝链接，从而让软件的设计与编写工作从一时一地的现场操作转向了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全球协作，从而大大提高了软件编写的效率。

　　在1988年以前，全世界90%以上的软件编写都是在现场进行的。到了2000年，跨洋设计软件所占比例已经达到50%。而从2002年开始，班加罗尔绝大多数软件人员都已经嵌入软件跨洋编写设计体系之中了。巧妙的时差设计，最终促成了印度软件产业的强势崛起。

　　但得天独厚的文化地理优势，依然不意味着成功的水到渠成。班加罗尔之所以成为闻名世界的“软件之都”，真正的推手其实是印度政府的国家意志。

　　政府意志造就科技神话

　　印度与中国相仿，人口众多而素质不一。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更是落后于中国。但在开放之初，印度就确定了发展软件产业的国家战略。上世纪80年代初，拉吉夫·甘地明确提出：“要用电子革命把印度带入21世纪。”

　　1984年，印度颁布了计算机政策，明确了软件业可以获得相应的补贴和优惠。同年，德州仪器公司进驻班加罗尔。为迎接德州仪器的到来，印度一举打破了25条政策限令，一举向世界树立了印度下决心推进软件产业发展的形象。

　　1986年，印度又颁布了《计算机软件出口发展和培训政策》，为软件生产提供从税率优惠、人员培训到降低门槛在内的一系列政策优惠。

　　但政策的出台并没有为印度带来预期中软件外包产业的迅速发展。到1991年，印度全国的软件出口额总计不过150万美元，不及今天班加罗尔出口额的万分之一。

　　印度决定效仿硅谷。1990年，印度电子工业部首次批准成立3个软件科技园区，班加罗尔即为其中之一，另外两个是布巴内斯凡尔和浦那。一年后，为避免地方政府对园区的不适当干预，印度政府又决定允许园区注册为独立机构，并赋予其广泛的权利。至此，印度高科技园区的发展拨云见日。

　　1992年，印度取消了设备和产业进口的许可证。1998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组建了“国家信息技术与软件发展委员会”，并于同年发布了著名的《2008年信息技术发展计划》，明确提出用10年时间将印度建设成为“软件超级大国”。各种优惠方案随之相继问世，行业门槛逐年降低，审批程序迅速简化。

　　而在这两年之后，中国也制定相关政策支持软件产业的发展。2000年6月，在国务院颁布第18号文件《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中，首次明确提出软件业可以享受到包括税收政策在内的多项产业扶持政策。

　　此后十几年，印度与班加罗尔投资环境的变化有目共睹。1981年，印度第二大软件出口商信息技术公司总裁穆西创业时，苦等了18个月才拿到营业执照。当时电脑硬件的进口关税高达335%，软件进口也有160%。而现在，“即便是百万美元以上的投资，所需审批时间也不会超过半天，税率更是几乎将至零”。

　　印度政府还非常注重研发。

　　目前，印度各级政府不但承担了全国85%的研发经费，还建立了以印度工业开发银行、印度技术开发与信息有限公司、印度风险资本与技术金融有限公司等为中心的金融支持体系，对高新技术的商品化、产业化进行系统的金融扶持。

　　同时，印度政府鼓励科研机构与企业联合创新开发，以促进科研成果的商业化。鉴于自有资金不足，印度还通过减税等方式鼓励风险投资基金参与到园区中小企业的发展中来。现在，印度最大的风险投资公司几乎都将总部设在了班加罗尔。非但如此，班加罗尔还与硅谷风险投资公司聚集地沙丘大街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政府的支持终于让班加罗尔成名于世界，甚至使印度一度成为全球高科技产业的希望所在。但幸福与烦恼竟仅有一线之隔，耀眼的光芒尚未消退，隐忧却已逐渐呈现。

　　班加罗尔风光难续

　　印度和班加罗尔，曾被视为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希望。

　　即便飞速发展了超过20年，印度在互联网领域的战绩依然难称辉煌。目前，印度有8100万互联网用户，位列世界第四。但印度人口总数超过10亿，这个世界第四并不意味着互联网已经在大范围内得到普及：印度的城市居民只有20%是互联网用户，而中国为60%。中国还有2.33亿移动互联网用户，占总人口的18%，而印度只有1700万，还不到总人口的2%。

　　麦肯锡的研究预测，如果印度能够有效释放其潜在需求，到2015年，该国的互联网用户总数将达到4.5亿，数字内容消费总量将增加一倍，达到95亿美元。如果将接入费用计算在内，数字消费总收入可能增长4倍，达到200亿美元，这是中国预期增长率的2倍。

　　班加罗尔有充足的发展空间，但却正在失去坚实的发展基础。

　　尽管与硅谷渊源颇深，甚至获誉为硅谷的“后台办公室”，但班加罗尔的城市环境与硅谷其实相去甚远。伴随着城市人口由300万激增到650万，班加罗尔的水电供应持续紧张，房屋租金价格则不断上涨。

　　当立志让大连取代班加罗尔的大连市长夏德仁在班加罗尔考察时，他意外发现，尽管班加罗尔的硬件设施远逊于大连，但其租金价格已经达到每平方米每天2.5元，而大连只有1.8元。当时，在IDC发布的软件外包城市排行榜上，班加罗尔位列亚洲第一，大连则已是亚洲第五。这让夏德仁对未来充满信心，何况“大连政府还愿意为企业提供0.6元的租金补贴”。

　　比租金价格更难以处理的深层次问题是交通堵塞和空气污染。在班加罗尔，狭窄的道路被难以计数的黄牛和必须时刻注意躲避这些黄牛的几百万辆机动车占满，糟糕的交通导致每年近千人因此丧生。基础设施的每况愈下，使班加罗尔再不是理想的生活之地。

　　印度第三大软件出口商维普罗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阿齐姆·普雷姆吉曾说：“所有人都觉得这里的基础设施问题严重。过去5年，班加罗尔的基础设施没有任何改善，我们也难以预见未来5年会有所改善。我们的公司在班加罗尔很难持续发展。”

　　班加罗尔的成功也没能改变印度的国力。与班加罗尔规模相当的孟买，至今仍是贫民窟的天下。即便是制造了大量中产阶级的班加罗尔，以外包为主的软件生产方式也使其丧失了绝大多数本应享有的知识产权，彻底成为了硅谷的廉价工厂。在班加罗尔，一名编程人员的收入只相当于其硅谷或者欧洲同行的六分之一。

　　而随着包括大连在内的亚洲其他软件外包城市的兴起，班加罗尔的定位愈发尴尬。对于印度而言，这座城市也许正在退变为一个“甜蜜的负担”或者“幸福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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