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更好地在一个政府主导的经济体系中，利用市场的力量去推动创新的发展，是在一个以大企业主导的经济环境中，如何让中小企业引领中国从工业经济社会走向知识经济社会

　　■ 环球财经记者   刘洋

　　这里并非自然生成，如今却已蜚声世界，这里是中关村。

　　这里充斥着色调单一的T恤衫和洗得发白的牛仔裤，与北京的另一极国贸形成鲜明的对比。这里不拒绝西装革履，但这里的西装革履都在海龙和鼎好的一层匆匆来去，而真正的精气神则永远隐藏在那些多年难见变化的中分头和马尾辫里。

　　在中国经济狂飙突进的30年里，这里好像一个远离尘世的岛屿，不断制造和习惯着硅谷似的神奇。地产巨头和金融大鳄都为这里着迷，但那些满脑子数学和技术的人才是这里真正的主题。

　　对于历史，中关村只是一个误会。1953年10月，《中华地理志》在赶制一批加急的信封和信笺时，经办此事的行政干事袁保诚由于失误而错印出“中关村”三字。从那时起，这片自明朝开始就因“中官”——太监聚居而被称为“中官屯”的地方，名称变更并延续至今。

　　对于中国，中关村却是一个理想。在拥有了世界上最高效的生产线之后，中国需要向世界证明她还有能力建成世界上最好的实验室和最完备的高新产业培育体系，还有能力从一个追随者变成一个领跑者。而中关村，承担的正是这样的角色。

　　初创时的3000家企业，如今所剩已不足百分之一。在这漫长而短暂的30年时间里，四通倒闭、百度崛起，后生联想收购了前辈Thinkpad，从站柜台开始的刘强东(大型网购平台京东商城的CEO)让电脑柜台越来越快地告别历史，太多震撼一时的故事最后都成了漫漫历史长河中一朵小小的浪花。

　　中关村本身也正在符号化。它再也不只是海龙、鼎好、科贸和太平洋，它再也不是只卖电脑配件和盗版光盘，它从高校与中科院的夹缝中挣脱，变成一个总面积232.52平方公里的高端产业功能区，散布在北京各处的创业园分别是海淀园、丰台园、昌平园、电子城科技园、亦庄园、德胜园、石景山园、雍和园、通州园和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

　　在中国总数多达4400万的企业名录中，中关村的2万家企业似乎不值一提。但2010年，这些企业的收入总和达到1.6万亿元，约为同期中国经济总量的5%。而且，这一数字还在迅速增长之中。

　　1月26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获得国务院批复。《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将形成软件及信息服务、生物制药、新能源等2~3个拥有技术主导权的产业集群，总收入达到10万亿元。

　　“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经济大国而不是创新大国。现在，全世界都在说全球经济重心正在向东亚转移。但如果没有卓越的创新能力支撑，这种转移要么不会发生，要么发生了也不会持久。”在接受《环球财经》记者采访时，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关村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赵弘表示，“而中关村则是中国社会以创新为导向发展经济的物化表现，是中国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一面旗帜。”

　　阻击硅谷的科技符号

　　成长中的中关村，是硅谷最不能忽视的对手。

　　即便“实力派”的谷歌请来了“偶像派”的李开复，也没能在中国市场战胜备受争议的“体力派”百度。人人网先于Facebook成为全球第一个上市的社交网络，这让尚未进入中国市场的扎克伯格被迫去思考自己在中国的角色定位。新浪借助微博(http://weibo.com)再度崛起，也让“墙内”的中国网民暂时忘却了“墙外”的Twitter。还有聪明绝顶的盖茨，他可能终其一生都无法化解微软在中国市场几十年如一日的一筹莫展。

　　在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全球分工体系中，几乎同时发迹的中国台湾新竹和印度班加罗尔早已分别在硬件和软件上成为了硅谷的后花园，只有中关村还在不停冲击着硅谷在全球的地位。即便是更独立的日本驻波，也难见这样的勇气和魄力。

　　“中国文化中有不甘人后的传统和强烈的反征服意识。”在接受《环球财经》记者采访时，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所长王志乐说，“因此，中国经济敢于同世界先进水平竞争并取得胜利。”

　　但就像世界第二的经济总量并不能代表中国经济出色的发展质量一样，飞速发展中的中关村同样有它必须面对和着力解决的问题。

　　中关村营业额突破亿元的企业以每年超过百家的数量在增加，市值超百亿的企业总数有30家之多。但30年的发展过后，中国尚无一家科技公司真正具备影响世界经济的能力，甚至没有几家企业可以真正取代上世纪80年代的四通和联想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每年多达19000件的专利申请数量也没能成为中关村出色的佐证。自从王选教授的激光照排之后，中关村再没能为中国经济奉献出任何一个里程碑似的革命性技术。非但如此，中关村几乎所有的科技公司都搅在山寨的漩涡里不能自拔，人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在硅谷找到几乎每个知名科技公司的原型。

　　围绕速度与质量、山寨与原创的争论，夹杂着国外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利的指责和国人对于中国真正强大的期望，在过去几年不断升级，并最终从一个国内议题上升为国际话题。

　　“企业都是以利润为导向的，模仿与创新都是企业盈利的手段。而模仿既可以节省企业成本，又可以增进社会福利。因此，在特定的发展阶段，模仿无法避免。”在接受《环球财经》记者采访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技术经济与管理系教授杨德林表示，“但长期的模仿必然会影响到国家的经济竞争力。中国要想真正强大，必须开始破解创新发展的国情坚冰。”

　　什么在阻碍中关村？

　　中国经济的成就有目共睹。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几乎将所有最高效的生产线全部集中在了自己名下。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中，其对工业经济的认知、领悟和掌握能力不断提升，直至成为世界一流。盖茨就曾坦言，只有到了中国，才能知道什么是高效。

　　但要建设中关村，中国需要做回学生。作为一个计划经济占据主导地位长达几十年的国家，中国的大企业为实现规模经济和满足社会需求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为支持大企业的发展，中国也建立了相应的金融和财税等社会服务体系。从大企业到大银行，“做大做强”几乎成为多年以来中国企业不变的目标，而“大”则几乎成了中国经济留给世界的惟一印象。

　　但大企业可以帮助中国成功地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并不意味着其还能帮助中国从工业社会成功迈进信息社会。工业经济只需要不断完善已有的基础性创新，并将这些创新物化在生产线上，而知识经济则需要不断提出基础性创新以改进经济形态。

　　“无论要素投入方式、经济管理方式还是价值分配方式，工业经济与知识经济之间都存在巨大的不同。”在接受《环球财经》记者采访时，北京方迪经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赵燕霞表示，“但对这些不同，中国的认识十分有限；对于如何处理这些不同，中国的经验和积累更加有限。”

　　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同样阻碍着中关村的发展。

　　大规模的快速城市化，使房地产等基础设施建设行业成为中国经济中风险最小而利润最丰厚的行业。行业之间收益率的显著差别以及资本的逐利本性，使社会资本纷纷流向这一领域。

　　本国资本从创新领域的大批退出，与同期国外资本的如潮涌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现在，世界500强中的167家公司在中关村设置了分支机构，其中接近100个分支机构为研究机构。中关村每年新增的15万高科技人才中的很大一部分，选择从外资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

　　“我们不能狭隘地说我们的人才不能为外资服务。但国籍差别的存在，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们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赵燕霞表示，“目前，我们以粗放经营为主的企业经营模式确实无法与以创新为主的外资相抗衡。无论引进人才还是研发基础，或者资本实力，中资企业都处于明显的下风。”

　　政府只能再次进场，“没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政策，中关村的无数科技企业都会倒闭”。但一个争论已久的话题此时却愈加难以回避：何时才能见到中关村的发展由市场主导？

　　没有完善的中介机构，

　　就没有市场的真正主导

　　谈论中关村，永远无法避开的，除了创新，就是政府。

　　1980年10月，曾两次到美国硅谷考察的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春先等人，开办了北京等离子先进技术服务部。这是中关村第一个民营科技机构，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对科技人员“下海”的巨大争议。

　　先驱没有成为先烈。1983年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等4位领导同志鼓励、支持陈春先创办技术服务部的批示精神，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日报》等媒体的报道直接传达到基层，科技人员探索科技成果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行为得到充分肯定。

　　随后30年，国务院先后5次出台文件促进中关村创新体系的发展。在中国小心谨慎地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中关村宛如被屏蔽的孤岛，在最能体现计划经济力量的政府指令推动下率先开始沐浴市场经济的阳光。

　　“差别不等于差距，政府主导的集群发展方式在现阶段没有什么不好。”谈及硅谷与中关村的异同，浪淘金科技有限公司CEO周杰毫不讳言政府之于中关村的巨大作用，“对于在创新领域扮演追赶者角色的国家而言，政府主导有助于克服很多弊端，少走不少弯路。”

　　周杰在谷歌初创时期加盟谷歌，随后回国协助李开复发展谷歌中国，而立之年创立浪淘金，并在迄今为止的3年时间里实现年均10倍的营收增长。职业生涯之顺利，使周杰戏称自己是个“非主流”创业者。

　　但这位“谷歌历史上最年轻华人技术总监”，还是成功完成了从一个标准的硅谷白领到一个标准的中关村创业者的蜕变。曾先后在两地取得成功的周杰，对中关村与硅谷的异同，对于市场和政府的进出，都有自己的见解。

　　“在硅谷，创业者需要做的惟一一件事情就是做好产品，但在国内，创业者还要处理包括法律和财务在内的很多其他问题。”周杰表示，“这种差别正是硅谷的魅力所在，而其根源就是大量为创新企业服务的中介机构。”

　　这是一个种类庞杂而数量繁多的群体。但在大多数讲述硅谷与斯坦福大学的故事中，它们却常常被人们忽略。

　　硅谷的中介机构种类庞杂、数量繁多，涵盖了从财务到融资，从法律事物到人力资源的一切领域。这些中介机构犹如硅谷不同机构之间的润滑剂，将数以千计的风险投资人和最出色的技术公司，将最优秀的人才和最杰出的研究机构融合在一起，使硅谷最终得以成为今天的硅谷。

　　硅谷的中介机构像硅谷的创业公司一样具有冒险精神。他们在提供服务时会让创业公司选择付费方式：如果资金紧张，他们丝毫不介意将其兑换成股票期权。这使很多创业公司节省了宝贵的资金，获得了更好的发展环境，“创业失败就不用还了，想着都轻松”。

　　“中介机构的发展有利于形成完备的产业体系，而完备的产业体系是集群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政府要积极引导和规范中介机构的发展，这样才能让市场更好的发挥作用。”杨德林表示，“但政府千万不要自己去发展中介机构，否则问题更多、更复杂。”

　　创新副产品：治通胀

　　如果中关村已经成为“硅谷”，今天的通胀可能只是一个伪命题。

　　改革开放以及相伴而生的致富机遇，大规模城市化以及相伴而生的大规模投资机会，为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财富。福布斯2011年亿万富翁排行榜显示，中国大陆资产超1亿美元的富豪数量为114人，富豪人数在全球仅次于美国，这甚至使中国获得了“亿万富翁加工厂”的称号。但巨大的财富并没有随之转成创新发展的巨大动力，中国的富豪依然在实物商品界四处游走。从苹果到大蒜，从农副产品到大宗商品，从地产到房产，从贵金属到古玩字画。过去的5年时间里，中国炒家几乎将所有可以炒的商品全部炒了一遍。

　　“中国资本的增长速度快于财富的增长速度，但中国很多资本所有者的致富过程基本上都和知识联系不大，中国的资本缺乏对知识经济应有的关注和渗透。”赵弘表示，“但资本又必须实现保值增值，各种有形商品因此成为资本追逐的目标。”

　　不断严峻的通胀形势和怨声载道的普通民众，让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的诸多努力付诸东流。流动性泛滥之声，自金融危机开始就一直延续至今，丝毫未见缓解。

　　但赵弘认为，流动性过剩本身就是一个假命题，真实情况应该是中国的流动性不均衡。人们认识的局限加上政策对融资的过度限制，使过剩的资本无法进入知识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只能在实物领域寻求投资机会。资本对实物商品的过分追逐，不但提升了通胀预期，加剧了通胀压力，也影响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健康发展。

　　“引导资金进入创新领域，既可以解决中国高科技企业的资本缺乏问题，又可以解决由于资本过剩导致的通货膨胀压力。而且，只要社会引导得当，这样的投资方式并不会影响资本所有者的财富积累。”赵弘表示，“但中国需要相应的改革去引导这样的投资。”

　　风行硅谷的风险投资社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风险投资社通过有限合伙制的形式将社会资金集中起来，并由专业人士对申请项目进行分析和推荐，风险共担，利润共享。

　　“但这样的投资方式，还是需要政府进行引导。”在接受《环球财经》记者采访时，美国天使投资集团北京分公司执行总裁石一表示，“出于维护稳定和投资者利益的考虑，融资在国内还是一个需要谨慎应对的事情。只有政府作出表率，才能让投资人真正放下心来。”

　　在借了硅谷30年的“仙气”之后，中关村将在未来10年进入快速成长期。超越硅谷，也许并非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美国现在是好山好水好无聊，中国是又忙又乱又精彩。”石一表示，“中国市场处处是机会，只要坚持，几乎没有失败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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