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关注三峡，但不应就三峡论三峡。“后三峡”规划面临的资金瓶颈是个挑战，也是解决整个行业问题的突破口

　　王骏

　　三峡目前所遇到的问题，与大多数水电工程是类似的。对于如何解决三峡的后续规划的资金问题，除了既有的水利基金外，现在业界听到最多的是：“只要把水电电价提高一两分钱，就能解决许多困难。”

　　类似建议的出发点是希望加快水电发展，其效果却是在市场竞争领域内继续对商品实施成本定价的模式。

　　中国电力工业市场化改革于2000年前后起步。然而，厂网分开后，电力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电价市场化形成机制改革却止步不前。

　　当今世界上已没有几个国家在发电和用电环节这样典型的市场竞争领域，仍由行政审批来规定全部发电电价和用电电价。

　　电力改革推行十年以后，电价改革依旧“千呼万唤不出来”。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整个行业也在趋于畸形发展。

　　首先，因规定的上网电价过低，导致老的水电站水库移民群体事件反复发生，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无资金投入。

　　其次，对水电项目按成本定价，高成本批给高电价，低成本只给低电价，促使新建水电项目走入需要动脑筋抬高成本、人为提高造价的歧途，这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造价攀升的老路。由此出现的效率滑坡、经济性降低问题，使水电项目的可持续发展遇到了障碍。

　　再次，水电建设项目统一执行过去规定的水库移民安置补偿的计划指标体系，而这些指标并没有、也不可能周全地考虑到各项目所在地千差万别的具体情况。项目业主按图索骥，照本宣科，不可能满足移民群众基本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新开工的水电项目往往在工程建设期间就出现移民不稳定事件，而将混乱的局面都归咎于“国家的水电低电价政策”，因而最后都要由中央政府出面收拾。尤其重要的是，在解决水利项目移民遗留问题与生态问题的时候，会与水电项目绑在一起，依赖提涨全社会销售电价筹资。

　　目前水电行业的常态是，企业要想解决上述人为制造的困境，要么坐等“恩赐”，要么去以个别项目的个别理由，想方设法做大成本，向价格主管部门一分钱一厘钱地讨要电价。生态、移民问题，是水电行业普遍遇到的难题，假如这些项目在工程移民和生态环保方面出了漏洞，都从提高全社会销售电价上开口子拿钱， “羊毛出在牛身上”，那么中国的电价将很快攀升。

　　上述中国水电发展所面临的瓶颈已经越来越凸显。我们关注三峡，但不应就三峡论三峡。“后三峡”规划面临的资金瓶颈是个挑战，也是解决整个行业问题的突破口。我们需要抓住机遇调整这个行业的国家政策，或者研究这个行业、这个领域内的体制改革问题。

　　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

　　2009年9月22日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承诺，到2020年，中国的非化石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要占到15％左右。要实现这个目标，任务十分艰巨，而中国的水电首当其冲，承担着最大的份额。

　　2009年全国水电发电量为5717亿千瓦时，目前在建水电站约为5000万千瓦，建成后可增加年发电量约2000亿千瓦时。考虑水电建设周期长，2016年开工的大型水电站对2020年发电量已无贡献。也就是说，“十二五”水电新开工总规模需1.5亿千瓦，平均每年新开工水电站3000万千瓦。

　　要完成这个硬任务，中国作为水电第一大国，在技术、资金、专业人员、设备制造等方面，条件均已具备，不存在太大困难。

　　然而，仅仅由于落后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不能适应新的经济社会环境，近些年水电开发与建设矛盾重重，步履艰难。

　　实践证明，在这样的管制下，商品价格不能反映市场供需关系，建设项目经济可行性的边界条件难以确定。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缺乏主观能动性，不但水电无法再发展，整个电力工业运行也每每陷入危机。

　　2008年的“煤电联动”，用行政规定将高度市场化的煤炭价格和全面管制下的电力价格绑在一起，结果引发两者脱离市场需求轮番上涨，险些将能源系统推到崩溃的边缘。

　　鉴往知来，只有推行改革方可解决体制的沉疴，决策者应当引以为鉴。

　　（作者为国家能源局可再生能源司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