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吴娟 实习生 周奕彤

　　2011年夏天的炎热又一次提醒人们，高考来临了。933万学子命运系于一刻，挥汗如雨完成人生中的“圣考”。

　　当他们走出考场，脸上对于未来的自信、懵懂、悲哀或彻底摆脱的松弛，总是令每一个参加过高考的人，不由自主地回到曾经属于自己的时刻，这好像是一个社会的忆旧阀门开启了对青春的回望。人们的关注不断叠加，已然超越每个人自身的经历，继而投放到对社会、教育的评判之上。

　　考生们大概还来不及想象，语文考试中的作文题已经被社会广泛关注议论纷纷。公众对高考作文的热情不仅来源于忆旧，更来源于作为自由身的个人—我们完全摆脱了高考的控制和束缚，终于可以真实地表达自我或个人喜好，也许当年，我们都不得不违心地写了并不属于自己的作文。

　　调侃高考作文题

　　语文高考一结束，各大门户网站就挂出了各地的作文题，专家评论、名家写作文你方唱罢，我又登场。

　　曾任教育部发言人，现任语文出版社社长的王旭明，以极其幽默的方式，一 一为各地作文题颁奖：最大的题目—《中国崛起的特点》，与其并列的还有《中国发展》。

　　评奖理由是：“大得无边，虚得缥渺，空得难受，深得可怕，难为你们了，考生们。”

　　最平庸的题目—《拒绝平庸》，另有《我的时间》、《这世界需要你》、《旧书》、《孟子有三乐》、《时间在流逝》和《关于镜子》……

　　颁奖词是：“以平庸的心态和平庸的眼光再加上平庸的写法，放心大胆地写吧！考生们，保你高分！”

　　最莫名其妙的题目—湖南卷《谢谢大家，你们来了！》，颁奖词是，“真是莫名其妙的娱乐化、娱乐化得莫名其妙啊！”

　　王旭明告诉本报，近三年来他连续发表了对高考作文题的看法，都收集在其博客中。2009年起，当他看到各地高考作文题目，“有些五味杂陈”，“我所不解的是，命题者能不能站得更高些，角度更新些，其命题能不能和现实斑斓多彩的生活、日新月异的变化接近些、再接近些。”

　　这一年，兽首拍卖的新闻成为江西的高考作文，要求考生对此发表看法。王旭明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称赞的作文题，因为它值得考生思考和讨论动机与手段该是怎样的关系，能不能因为动机高尚就不择手段。他还希望阅卷老师不要对反对蔡铭超行为的同学简单化扣分，只要其言之有理、论之有据。

　　王旭明反对作文中的“主题先行”，“应该通过高考促进人们思想的活跃和自由的表达，这是文明社会的开始，也是提高人们思维能力的开始。”

　　作为一个诗歌业余爱好者，他还表达了高考作文题把诗歌排除在外的遗憾，“看来我们这样一个诗歌国度的高考试卷里，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已经容不下诗情画意了！”

　　而看到2010年的高考作文题，王旭明说“自己疲惫的脸上终于有了些许的笑容”，并称之为“一道关注现实的盛宴”。

　　比如，“广东的题目《与你为邻》，让考生记叙和议论。其实，如果对当前国内国际形势稍有关心的考生，都可以写到日本新上任的首相菅直人，他既是我们的邻居又有很多不平凡的经历，完全可以依此展开记叙和议论。”

　　他说，自己评判作文题目的最重要的标准，就是“必须通过高考这样的‘指挥棒’引导更多的青年学子关心现实、思考现实、改变现实，有一种充满热情的拥抱现实的人文精神情怀”。

　　但他表示，无论如何，对于中国目前的语文教育现状“很不满意”。

　　现代八股

　　尽管王旭明认为上海高考题《一切都会过去和一切都不会过去》充满哲理，同济大学文化研究所的王晓渔则认为，这个题目来源于学者王元化写于1987年的一篇文章《一切都不会白白过去》（收于《思辨录》），但曲解了学者的意思。

　　“题目有一种暗示，仍然是辩证法对立统一的逻辑，A和非A的选择，并没有鼓励学生多角度地思考。”

　　执教45年的复旦附中特技语文老师黄永峰告诉本报记者，上海的作文题“是好几个学校在训练中都做过的题目，连新东方都做过。既然出题，就要原创，不能够参考外面的东西，或者在出题目之前，要把外面的题目全部收录到电脑里，出好以后查一下，看是否有重合。否则是很不负责任的”。

　　看过本年度作文题的学者李公明则认为，现在的高考作文题都很难，要是自己去写“零分都有可能”。比如，今年广东卷的《回到原点》，“要是让我写，我觉得表达这种沉重的历史挫折感很重要。但按照目前的评卷来说，肯定会给零分吧。”

　　而关于新课标卷的作文以《中国崛起》为题目，他认为太复杂太难，很多国家很多研究者都尚未有成果，学生很难有自己的思考。

　　黄永峰被认为是语文教育中的“特立独行者”。他既出过高考语文题，也批改过长达8年的高考作文，并担任高考阅卷大作文组的负责人。

　　作为一位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他相当直率地发表了对现行语文教育的批评：“语文教育缺失，主要是太僵化，目的就是为了考试。”

　　导致老师们在讲授作文时，会把各类文体都用固定的框框套起来，黄永峰说，“我们教育最大的成功之处就是已经把孩子们教育得非常聪明，他们不会去说一些触及红线的话。现在教育抓作文，是用很模式化的东西，比如说开头怎么写，结尾怎么写，当中怎么写，正的说，反的说，所以学生在拿到题目的时候，首先不是看这篇文章应该讲出什么道理来，而是考虑我怎么样去迎合老师的喜欢，符合三段论，符合四段论，符合阅卷官的要求。”

　　他也透露了一个正在上海教育界悄悄兴起的苗头，基于评分老师的共识，将不再给类似“求稳”的作文高分。“只是悄悄地在一些观点改变的评卷老师中进行，并没有形成正式的文件。因为文章是老师们去批，当他们看到你的模式化文章，套得再好，所有人的文章都一样，看了等于没看。如果你讲出自己的真话，就是讲得不太好，但令人耳目一新，评卷老师也还是高兴的。所以，这将取决于评卷老师的观念。”

　　也有值得借鉴的做法，国外作文的题目往往就是小而具体，“比如说新加坡的一个题目是‘科学是提倡怀疑，宗教是提倡信仰，说说宗教和科学的关系’。像这种题目的质量就很高。”

　　一分钟阅卷

　　而往往决定考生命运的高考作文，评卷老师浏览和评分的时间也不过几分钟。

　　根据黄永峰的介绍，在早些年里，评卷老师直接面对纸卷，以上海为例，考生约10万，阅卷老师只有200多人，必须在一星期之内评阅完毕。每天上午8点开始到下午4点结束，“你可以算一算，除去喝茶上洗手间的时间，一个老师改完一份高考作文最多只能用一分钟。”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考试院收取了考试费，但尽量聘请阅卷老师少一点，把时间压缩得紧一点，这样才有经济利益可图。我早就提出要改变这个状况，基本都是不受人欢迎。”

　　其次因为阅卷时间紧，老师眼睛累，“其实会丢掉很多好的文章。”在担任阅卷负责人的时候，他曾经救下不少被误判的作文。有一次，一篇满分为70分的作文，评卷老师只给了22分，黄永峰赶紧重新看一遍，并提出异议。该评卷老师认为，此文观点不正确，“符合谁的观点才叫正确的观点呢？最重要的是他论证的过程是很有道理，怎么可能只给出22分，连分数的一半都不到？我觉得起码能打到50分”。作为阅卷组负责人，黄永峰用手中的权力—涂改章，修正了得分。“这种情况不止一次两次，可是，我又能救回多少文章呢？”

　　不过，现在的高考作文阅卷，已经是网上阅卷的方式，相比以前，公平很多。两位阅卷老师背靠背坐，面对电脑中的同一个考生的作文同时打分，如果评分相差在5分之类，就取两人的平均分，如果差距太大，就重新评分。

　　除了作文题，其他的题目也让黄永峰忍不住痛批了一把。他说，面对很多语文题，即使他这个40多年的特级语文老师，也是做不出来的。而今年参加完阅卷的老师，也告诉黄永峰，有很多题也不会做。“语文的理解可以是多元化的，但出题者的思路完全就是我的答案对，你们的答案错。要让别人揣摩他的意思。”

　　他说古诗十九首的《明月何皎皎》，理解这首诗，标准答案一定要是女子在思念自己的丈夫。“其实也可以有另外的解释，男子通过写女子思念自己，来写出对女子的思念。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他的答案只能符合一个。”

　　这种教育会造成“一个很坏很坏的结果是，学生不需要提高自己的水平，只需要专门揣摩出题者的意思”。而养成揣摩上意的习惯后，“在学校里揣摩老师，出了社会揣摩上级，老是揣摩别人，一个人会变得很猥琐。”

　　失却自由解读可能性

　　2009年的考生周海洋凭一首古体长诗，获得了当年高考作文的满分，题为《站在黄花岗陵园的门口》的古体长诗。该文首以一段170多字的文言文开篇，介绍了诗歌的写作背景—2008年作者参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百感并至，赋诗一首。”“赤焰难明赤县天，百年群魔舞翩跹……”

　　当本报记者辗转采访到他，他相当谨慎地表示，当年创作这篇作文是“半虚半实”，“如果一个人精力高度集中，总会有超常的发挥。” 尽管，他并不承认这篇作文帮助他进入大学，但事实是，周海洋当年高考总分只有300多分，尤其是数学，不到50分，但三峡大学古汉语文学仍然破格录取了他。他告诉记者，还在读高中的时候，周围一些朋友的经历就告诉他，每个人的选择都可以不同，不一定都要上大学。

　　参加过1977年高考的李公明，那一年饱含激情地写下了高考作文《大治之年气象新》。作为一个从农村参加考试的知识青年，以“文革”结束后的各种社会反映，描述了自己即将迎来新面貌的激动心情。

　　他对本报记者说，那种对知识的渴望，至今印象深刻。而且他认为，当时的教育，因为免于高度竞争，倒不像今天的教育一样只为了考试。有很多人，都是从生产实践、劳动工作中学习知识，也不像现在的孩子们从教科书中套答案。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语文》课本的编者王富仁在其研究中国语文教育改革的文章中写道：正是在中国经济体制的社会化发展和中国文化思想的社会化发展同中国教育固有的国家主义性质之间的矛盾关系中，激发出了当前语文教学改革的呼声。它不是对哪一个语文教师的批评，也不是对现在语文教师的成绩的否定，而是源于对固有教育模式的不满。

　　另有一位资深的教育专家则非常悲观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中国科举制度是实现青年向上爬的阶梯，而今天的高考也是实现青年向上爬的阶梯，从这个性质上来说，并无不同。也许表象上看教育是自由的，但实质永远不自由。

　　他甚至对微博(http://weibo.com)“大书”高考作文提出了自己的批判，“这些对高考作文的恶搞或解构，始终没有伴随着教育实质内容的改变，甚至会起反作用，造成教育的假象，让人们误以为，这是一个教育大自由的社会。如果对教育制度没有整体设计，任何零碎的观感都是不起作用的。”

　　他认为，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学科的教学，是从西方社会化的教育体制中接受过来的。这些学科有一个相对明确的知识系统，它是无法折叠的。它必须按照少年儿童可接受的程序由浅入深地进行，必须从人认识自然、保护自然的愿望中获取力量。但语文教学则不同。语文知识是可以折叠的，是没有一个明确的先后顺序。

　　“也正因此，国家主义的教育可以严重地破坏中学的语文教育，国家按照国家的需要，即按照一个充分发展了的成年人的需要编制教材，规定目标，甚至为每一篇课文确定主题思想、段落大意，规定学生每一个作文题应当怎样写、不应当怎样写。在这样一个统一的教学目标下，语文教师失去了对每一篇课文进行自由解读的可能性，他被迫做照本宣科式的讲解，他的最大才能是把别人预先规定好的内容讲得‘生动活泼’，而学生只能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他们的头脑至多只是被作为一台性能良好的电脑，你输入什么，它就有了什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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