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评论员

　　6月14日，国家统计局发言人盛来运在“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主要数据新闻发布会”上确认，该局办公室秘书工作人员因涉嫌泄密正在接受司法调查。

　　“内鬼”现形无疑可在一定程度上“揭秘”经济数据何以频频提前曝光，以及某些机构或者个人何以每每料事如神，其中典型者如英国路透社，仅在最近两年内就曾七次精确预报中国CPI增幅，且其数据来源据其自称“大概是采访的”。

　　经济数据甚或经济政策泄密不仅损害政府公信，而且动摇市场根基，原因在于现代经济赖以运行的核心要件即为信息。倘若本该一律平等的市场主体中的部分成员，仅仅因为与某政府官员关系密切，即可提前或者更多掌握足以显著影响市场预期的关键信息，那么，信息优势一方必然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等攫取无风险套利机会，而信息弱势一方则会因为无望解套最终选择用脚投票。

　　基于数据泄密可能造成重大危害，社会各界纷纷献计献策，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严厉申明法纪约束，尤其要求相关政府工作人员以及市场谋利群体遵守法纪，敬畏纲常；另一方面是严格加强制度管理，要点在于缩短数据传递链条以及缩小数据内参范围。

　　上述两点准确击中了数据保密工作的薄弱环节，不过除此之外，由于现代经济、社会日益表现出相互依存、彼此影响的一体化趋势，官方经济数据的集成与发布当然也不可能自成一统，独立于其赖以生存的各种基本环境要素。因此，完善生态体系夯实数据保密工作基础，相对更具本原意义。

　　相比欧美发达国家，中国的数据泄密不仅反映出人性与法制恒久的冲突，还反映出转轨国家难以避免的市场自主性不足的弊端，而这种弊端凸显了以下的现实：

　　其一，中国的宏观经济预测之所以如业界戏称的那样“预测对是蒙的，预测错是必然的”，绝非仅仅因为经济运行高度复杂，其“难度”更在于原本确然的观察对象因为人为干扰不再具备唯一性。比如说，某年各省、市、自治区上报的GDP汇总数据竟然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增速高出3.9个百分点，试问这种情况下，以研判准确率为生命线的机构与专家，除了少数之外，又能有多少“测”准的可能性？

　　其二，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固然已取得重大进展，但在基本要素市场，行政规制依然发挥主导作用。比如金融市场，由于利率并不严格因循资金供求状况，而是由多政策目标共同作用所致，由此造成投资者很难依据市场信号自主形成理性预期。专事于此的“专业”机构或个人则不难从中发现诸如“年内加息多少次”之类信息的巨大需求，只不过，这类信息对于他们而言，同样不可能单凭专业知识即可推知。

　　数据泄密归根结底也是一种寻租行为，政府的干预和管制客观上刺激市场主体转而通过支出“租金”以求取得信息优势。因此，长远来看，加强数据保密工作除了强化道德、法纪、制度约束，更为基础性的改良，还是要靠不断提高市场自主性，逐步消除寻租行为赖以孳生的环境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