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琦

　　通胀之忧未消，减速之忧又起，套句流行的说法，就是货币政策又遇“两难”：不放松，通胀压力仍大，颇有百上加斤之势；不敢太紧，以免重陷2008年金融危机前出手太猛的窘境。反映到操作层面，就是上调存准率而未加息，更学术一点的说法就是动用数量型而非价格型调控工具。

　　其实“货币政策两难”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推敲的说法，其中不乏功利主义的色彩。遏通胀与保增长本来就是对冲的目标，换言之，欲遏高通胀，就必须忍受一定程度的低增长。前些年中国特色的高增长与低通胀并行，并非优势，而是一系列要素价格（人口、土地、矿产、资本、环保）扭曲导致成本人为压低，以及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收入分配改革等滞后的结果，也即通过外汇的强制结售和高收入人群对资本品的投资形成资产价格泡沫来吸收通胀压力，究其实只不过是人为押后通胀爆发期限，随着外汇占款数量不断增加和以房价为标志的资产价格不断泡沫化，高增长低通胀之局终究不可维系。

　　四万亿刺激计划及其天量信贷配套在使中国经济率先复苏的同时，客观上又令上述结构性通胀情势更形复杂严峻，值此当口，货币政策自然不可轻言放松，否则遏通胀必然功亏一篑。

　　现在随着包括各种理财产品在内的表外业务勃兴，央行正面临新一轮由“金融创新”带来的流动性泛滥的压力。此外，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提速，当境外人民币的累积速度超过人们预期，比如年底就要超过二万亿的情形下，仅靠香港蓄水池无法容纳此一巨量流动性，“井水”要犯“河水”的现实性越来越大，届时如何应对人民币ＦＤＩ的回流，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项目下人民币自由进出的新挑战，亦须早为之计。

　　凡此种种，均须央行一心一意控总量，扎扎实实遏通胀。实际上，同时赋予货币政策“遏通胀与保增长”双重角色，恰恰令央行无法专心致志对付通胀，“不敢”更果断动用加息等价格型工具，这也是通胀持续高企的原因所在。

　　而从硬币的另一面来看，现在的经济增速下滑在很大程度上并非由于紧货币，而是由于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所致，举凡外贸转型、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积极财政政策淡出、地方融资平台清理、资产价格泡沫打压、人口红利趋减等等都令此前我们所惯常的投资驱动型和压低要素型高速增长难以重现“往日荣光”。

　　忍受一定的低增长，真心实意谋转型，其中包括在总需求得到控制的前提下鼓足勇气落实新一轮“价格闯关”，一举理顺煤电油运价格，加速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构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健康动力机制，此其时也。而这也是“十二五”期间求得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题中应有之义。此时放松货币，不仅于增长无补，反令通胀失控，进而扰乱结构性调整进程。 （作者系北京资深财经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