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持 李洋

　　本周传媒报道的关键词是“契约”。契约精神是任何一个社会机构体内流淌的“道德血液”里不可或缺的成分。企业应当尊重契约规则，高校应当恪守公平原则，而媒体的监督则是保证契约履行的重要条件。凑巧的是，本周传媒报道的重点，多多少少都和“契约”这两个字有关。

　　本科生阅卷 南科大内忧

　　6月15日，广东《新快报》刊登了记者的调查新闻，称西安外国语大学本科生涉嫌参与高考阅卷。面对记者的求证，陕西省招生办新闻发言人一度表示：“本科生阅卷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但很快，西安外国语大学便证实确有240名本科生违规参加了评卷工作。西外宣传部部长、新闻发言人赵沛称，已抽调500名教师重阅本科生批改过的试卷，两名严重违规的阅卷中心工作组副组长已停止阅卷工作。（6月18日西部网）

　　对此，知名教育学家熊丙奇发表评论“高考阅卷有必要那么赶吗？”提示人们关注高考阅卷质量问题：“近年来高考阅卷强调速度，进而引发的草率问题并不鲜见”，并建议各地教育考试部门重新思考考试时间安排、阅卷安排、录取流程安排，以免“降低考试评价的质量和公信力”。（6月19日《羊城晚报》 ）而人民网则直接以《西安高考阅卷队伍现本科生：诚信不再》为题，批评陕西高考招录“不讲诚信”。（6月19日人民网）

　　本周传出重大变故的高校还有媒体一直关注的南方科技大学。据《南方周末》披露，由于与校长朱清时存在严重分歧，南方科大筹建团队的核心成员、三位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已经离开。眼下困扰南方科大的最大难题，似乎不是较早前舆论热议的“外忧”、而是“内患”。 （6月16日《南方周末》）

　　马云连被批 成“爱国流氓”

　　近期中国概念股在美国遭遇诚信危机，使得中国企业长久以来的契约精神与家国情怀之争再趋白热化，这在马云支付宝资产转移风波中显露无遗。为了合法、顺利地获取央行颁发的支付牌照，马云单方面决定断掉支付宝与阿里巴巴集团之间的协议控制关系，将其变成了自己名下的私产。（6月20日《新世纪周刊》 ）支付宝也因此摇身一变成了血统纯正的“国家队”。这样的做法在知名评论人叶檀看来，就是“失信爱国”，是“以法律为借口，避开协议控制的常规”。（6月14日，金融时报中文网）

　　叫好的声音则来自另一位互联网重量级人物史玉柱，后者通过微博(http://weibo.com)表示“支付宝涉及国家金融安全”，马云将其依法转回国内的做法才是“遵守契约精神”，因此力主马云做个“爱国流氓”。但反对的声音同样响亮，知名媒体人胡舒立发表社评：“我们赞同多数人的看法，认为马云错了。错在违背了支撑市场经济的契约原则，其后果不可小视”。（6月13日《新世纪》周刊）

　　据财新网消息，在这篇题为《马云为什么错了》的文章发表后，马云以短信的方式与胡舒立交谈两个小时，激辩企业契约精神。（6月14日财新网）6月14日，支付宝媒体沟通会举行，马云强调自己就支付宝的事情一直和董事会有沟通。但这并没有平息媒体的质疑，比如，另一家互联网巨头网易就随后推出“另一面”专题：“支付宝风波”，直言：“当一个恶的结果已经种下，一万个善的理由都无法将其粉饰，硬要如此，那便是伪善。”

　　另一家遭遇诚信危机的企业是伊利集团。6月12日，网上贴出一封名为《内幕惨不忍睹：伊利被这样掏空掏尽》的实名举报信，内容涉及到对伊利股份现任董事长潘刚的指控。

　　当天下午，该举报信在网络上已难觅踪影。但疑受上述举报信影响，次日伊利公司股票遭遇跌停。6月14日起临时停牌，15日复牌。伊利方面表示，公司已就此事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目前正在等待公安机关调查结果。（6月15日《经济观察报》 ）

　　不仅如此，伊利“举报门”的负面影响还似有蔓延至整个国内乳业之势。这主要体现在坊间对卫生部去年敲定的乳业新国标的质疑。日前，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表示，中国乳业行业标准被个别大企业绑架，“这是全球最差的牛奶标准，是世界乳业之耻！”（6月20日《广州日报》 ）

　　记者黑名单 “最牛局长”门

　　卫生部对乳业新国标的辩护称符合“我国发展实际”，“能够保护大量中小规模奶农的利益，维护奶业稳定发展”。（6月20日《广州日报》）但卫生部却因“记者黑名单”一事在最近几日中被媒体广为诟病。在6月13日召开的“科学认识食品添加剂”座谈会上，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毛群安主任说：“为了打击或者遏制一些极个别媒体有意误导人民，对极个别的媒体记者，我们也将建立黑名单。”（6月14日新浪网）

　　尽管毛群安后来辩解称黑名单一说系媒体误导，（6月15日《新京报》）各路媒体还是一片哗然：有的批评卫生部“干得不好还不让说”，（6月15日《新京报》）有的认为这是在对舆论监督“私设公堂”，（6月15日《华商晨报》）还有的调侃“记者黑名单不过是卫生部的意淫”，提出卫生部根本没有管理新闻工作者的资格。（6月15日中国江苏网）

　　其中，也有人承认确有媒体迎合公众的食品安全焦虑、导致了“一些错误信息的传播”，但更强调“擅自‘拉黑’记者只会弄巧成拙”，（6月15日《华西都市报》）而“最好的惩罚不良记者和媒体的办法，就是最大程度地、及时地进行信息公开”。（6月15日大众网）值得注意的是，批评者还包括中央党报《人民日报》。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劝说“舆情不是敌情”、“有开放的心态，面对监督才能正视问题而不是列‘记者黑名单’”。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也指出“建黑名单很容易激起民间和政府监管部门的对立情绪”。

　　窃以为，媒体反应如此激烈，似与前一段时间针对记者的暴力不断有关。继上周央视记者在工作单位门口被割鼻的消息后，网上又传沈阳市沈河区工商局长杨晓松因其家属所开面包店卖变质粽子被《辽沈晚报》曝光，率众大闹报社。6月16日，新华社将此事通报全国。“最牛工商局长”遂成本周报刊评论版上的重点靶子，媒体纷纷要求当地政府彻查其殴打记者之责及巨额资金来源。

　　其中耐人寻味的是人民网的稿件：“事情发生后，杨晓松曾动用多方力量‘封锁消息’，让报社不要针对此事发稿，也不要接受别的媒体采访。蹊跷的是，尽管多位记者对此事愤愤不平，但辽宁省内几乎所有媒体均未对此事提及只言片语。”（6月19日人民网）日前，杨晓松已被沈阳市纪委驻沈阳工商局纪检组正式立案调查。（6月20日中广网）

　　作者系西北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