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涛/文

　　 当我们探索历史的真相，不得不去寻求历史的细节。比如“企业家”，到底这个词来自何方？

　　 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曾回忆说,在1984年,他写了一篇题为《时代需要具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的文章,决定采用此文的《读书》杂志编辑跟他商榷:“企业家”要不要改成“实业家”？企业家的“冒险精神”要不要改成“探险精神”或“创新精神”？张维迎回忆道:“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两个词都是偏向贬义的,至少是不习惯的。”

　　 然而历史就是在人们还没有反应的情况下，轰轰烈烈地到来了。

　　沸腾的80年代

　　 那是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80年代，对于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经济所有领域来说都是一个黄金年代。在这个时代的开端，我们找到的细节是：汪海从青岛橡胶九厂的政治部主任升任了厂长兼党委书记，柳传志还是中科院计算所的一名普通技术人员，倪润峰1985年当上了规模不大的国营长虹机器厂厂长。他们毫无疑问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企业家——中国从短缺经济中挣扎出来，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这些家用电器为中国成为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做出重要贡献。这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发轫时期，这是这一代企业家的英雄年代。

　　 这个时候的国企老总们正为解脱旧有的政府婆婆的严密计划的管理、争取自主经营权而艰难努力，“总经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取代“厂长”。 1984年3月24日，福建省55位厂长（经理）为冲破旧的管理体制束缚，争取企业经营自主权，联合向福建省委、省政府发表《请给我们“松绑”放权》的呼吁书。

　　 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初期，企业的发展必须是从计划经济中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中脱胎出来的，所以旧有的管理体制还难以消除甚至要伴随新生的企业家群体度过较长的时间。但时代改变了，必定要有一批人肩负起打破旧体制牢笼的使命。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就是这样一批富有使命感的人。

　　 第一代企业家在企业管理体制、企业管理方式和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都有了自己鲜明的特征——充满个人魅力、个人权力和个人色彩。因为没有股权、产权的支撑，企业家的权力仅是上级的一纸文件，企业家们必须保证自己在企业内部的权威不能受到挑战。

　　 1988年,在“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表彰大会”上,汪海与其他19位企业家共同获得“金球奖”。金球奖的轰动，让更多的人关注到企业家这个群体，也为企业家的奋斗增添了动力。

　　90年代的活力

　　 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经济是伟大的。GDP基本上在9%左右，通货膨胀率在3%以下。这一时期以家电、服装、保健品和饮料行业为代表的中国民族工业大规模崛起，互联网出现，房地产蓬勃，汽车、电脑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资本市场活跃起来。

　　 在中外合资浪潮中，国企老总们为是否合资、是否控股和是否保留自有品牌而努力，这个决定资产命运的阶段，可以说是“向董事长转型阶段”。随着1999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进一步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的通过，国企老总们在全国范围内转入“向股东转型阶段”：经营者持股计划广泛实施。

　　与中国的第一代企业家相比，第二代企业家对于企业的发展，有了更多的创新模式，包括商业模式、技术模式。他们在风险投资的利用上更为大胆而富有技巧，通过不断做大企业市值，以并购等手段对行业进行整合，夯实自身的竞争优势，在国际市场上东突西破，寻求更大的机会。

　　国家在1992年出台两个重要文件——《有限责任公司暂行管理条例》和《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使得真正现代化的企业制度有了法律基础。而后来到2000年以后在新技术浪潮下催生的第三代企业家出现时，旧体制的束缚已开始松动以至消失。1994年7月1日，《公司法》颁布，中国的企业终于在法律框架下步入了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规范化管理时期，一种叫做“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新模式，开始在全国风行。1994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选择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方案》，《方案》强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应着重解决企业法人制度。

　　 1994年,《福布斯》杂志开始关注中国的企业家们。

　　挑战21世纪

　　 2001年是中国加入WTO的第一年，对中国企业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同时也带来了机遇。

　　 经过多年的努力，企业家队伍也逐渐成熟。一大批创业型的企业家脱颖而出，他们活跃在各行各业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我国成了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几个国家之一，加上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制造业的异军突起，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这些都是和企业家的作用分不开的。

　　 2001年4月22日，第八届全国“企业家活动日”主会场活动在上海举行。活动主题为《面向全球化的中国企业家》。陈锦华会长作了《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企业家创新精神》主题报告。

　　 中国国有企业在经过90年代的阵痛和煎熬之后，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随着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迎来了一个迅猛壮大期，这其中央企尤其具有代表性。以2003年国资委成立为标志，国家资本突然间变得强大。体制改革和兼并重组也催生了一大批代表国家资本的中央企业掌门人，他们很多来自过去的政府高官，视野开阔，把握政策能力强，具有强大的中国特色管理能力。他们中的代表人物以集群方式出现，蒋洁敏、宁高宁、魏家福、卫留成、苗圩、王晓初、傅成玉、谢企华、王建宙等等。同时，资本市场促进了企业和资产价值的重新发现和企业制度变革，促进了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的变革。

　　 在伴随这一技术更加完善的资本市场和法律环境之中，依靠风险投资、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起来的第三代企业家成为时代宠儿，如马云、张朝阳、李彦宏、丁磊、马化腾等。他们体现出与央企企业家不同的物质：高学历、高技术、年轻化，更具国际视野和创新意识，熟悉国际规则，更有海外背景。

　　国企英雄

　　 第一代企业家们的道路并不平坦。倪润峰未能等到长虹改制这一天便饮恨而退了，汪海虽然最后通过成立双星名人公司实现了这个目标，但制鞋业发展的高峰期已过。而其他企业家们在未能实现这个路径另寻其他路径时，则纷纷落马。伊利的郑俊怀、健力宝的李经纬、科龙的潘宁等也在企业体制改革中成为悲情的“国企英雄”。

　　 时代的局限不能不深深地在他们身上打上烙印，这些企业家以治世的方式治理企业。这种情结体现在企业管理中，树立个人权威无疑是最通用的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努力仅仅停留在权力把持上，而是要把他的思想渗透到每个员工的脑海中。而这种努力不仅变成标语写到墙壁上，还要成为各种管理制度、文化宣传深入到人的内心。在当时，企业家的“胸怀”表现在他们不但要改造客观世界，还要改造人的主观世界，甚至人们的灵魂。

　　但时代赋予他们的并不是政治使命，而是创建企业。抹不去的政治理想终究还要落到实处，于是在这些企业中，企业治理政治化的色彩就更加浓厚。权力的制衡，权威的树立，各种内部势力的消长，平息矛盾，消除分裂，协调与主管部门的关系……翻开这些企业内部发展史有如一部斗争史。甚至可以说，这些企业，特别是脱胎于国有制或集体制的企业，基本上是在解决外部矛盾与内部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些企业家不可避免地有了政治与经济的双重色彩。

　　 国有企业企业家的结局往往有三种：一是“商而优则仕”，向政府官员过渡，有些企业家实现了这一目标；二是谋求在企业中长期的领导地位；三是“到点下班”，按时退休，当一名退休职工。在第一种目标难度巨大、第三种结局不愿意的情况下，很多企业家就必须长期保持在企业中的强势地位。

　　 所以对市场的力量的呼吁，对让企业家从官员中完全分化出来的呼吁，一直就没有停止过。

　　 正当神州大地上长江后浪推前浪般地推出三代企业家时，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企业家队伍也正发生着新一轮的革命性变革：工业巨子向信息巨子交接财富棒，制造业企业家向信息服务业企业家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