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结束后的新困局

　　本报记者 李会报道

　　“中国告别廉价劳动力时代”这个被一再谈及的话题又被热烈地提起。

　　6月27日的美国《时代》杂志发表题为《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终结》文章，指出这种情况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中国的贸易伙伴而言都是件好事，因为人们的购买力提高了，这意味着中国市场扩大了。

　　这是不少人秉持的观点，而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如果由劳动力短缺导致劳动力价格上涨，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人口红利结束”，最终让劳动者的购买力得到提升，毋庸置疑这是好事，结论则正如前文所述。

　　但，情况果真如此吗？

　　手头儿还是那么紧

　　小路夫妻也赶上了这拨涨工资的大潮。

　　小路夫妻俩是河北衡水某地毯厂的老工人了，她告诉《中国产经新闻》记者，在这家地毯厂的前10年，几乎没涨过工资，一直维持在七八百元的水平。

　　这是一家纯手工的地毯厂，产品都是出口欧洲，而小路就是那种需要每天长时间坐在地毯前不停编织的手工工人，丈夫则负责工厂后勤。像小路一样，厂内绝大部分职工虽然在心里抱怨着大强度的劳动以及过低的薪水，但大家依然每天按时上班，甚至争取加班以获得为数不多的加班费。

　　但这一切在去年却发生了改变，当地不少工厂都多多少少提高了点工资，而他们厂却一点都没涨。几个人牵头，工人们闹起了罢工。

　　“现在物价这么高，真的是没办法了。找领导好好谈，根本没用。”在领导眼里一直是听话的好员工的小路也积极地参与了罢工。小路告诉记者，自己属于加班最勤的那一类，可一个月就是放弃所有的周末，也拿不到1000块钱，压力实在太大了。

　　罢工的结果是工人获得了胜利，每个人基本工资增加了300元，总算每个月能拿到1000元了，工人们随即返工。

　　工资涨了，小路的生活改善了吗？

　　“一点儿没觉得手头松，反而觉得紧了。”小路说，猪肉15块钱一斤，家里已经好久没吃猪肉了。其实不仅是猪肉，几乎所有的食品价格都涨了。房租也涨了，去年他们租的这个一居室只要300元，从今年过完年就涨到400了，听说还要涨。孩子幼儿园的学费今年就涨了两次，由每月180涨到260了。

　　“我个人认为实际的通胀水平比统计数字更高，因此，虽然工人们的名义工资涨了，但实际购买力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 北京工商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及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指出，对于绝大部分工薪阶层而言，情况都是如此。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0年全年的CPI增长率是3.3%。而从2010年10月开始，到2011年5月，CPI一直呈高位增长的态势。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形势课题组6月30日发表报告指出，初步预计，今年上半年及全年我国CPI分别上涨5.3%和4.9%左右。

　　有银行理财师为此算了一笔账，一年前央行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3.25%，以此计算，如果在去年5月存入一笔1万元一年期定存，今年5月到期后连本带息可取出10325元；但由于5月CPI同比上涨5.5%，如果将这10325元用于日常消费，仅相当于一年前的9757元。也就是说，这笔定存不但没赚到利息，还比当初存入的1万元贬值了243元。

　　“从生活必需品到生产资料，价格全面上涨的螺旋线已经形成。因此，人们涨的工资都被通胀消解了。”陈及指出。

　　中投顾问宏观经济研究员白朋鸣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此次谈及的“告别廉价劳动力时代”其实与之前所谈的具有本质区别：“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国内通货膨胀率高居不下，工资也相应上涨。而事实上，当前我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由于受到国内高通胀率的影响，其购买力并未增强，而‘告别廉价劳动力时代’的本质应当是劳动力的实际购买力提升。”

　　企业更难做了

　　不管工人宽裕不宽裕，做企业的人是真的感到手头紧了。

　　一家主营出口业务的老板向记者表示，在他看来，这两年人民币升值幅度也不小，同样的产品卖出去，能换回的人民币更少了。与此同时，从生产资料到运输以及人力，每个环节都要支付人民币，每个环节的价格都在涨。“也许工人的生活并未改善，但我们的盈利空间则实实在在地缩小了。”

　　对于那些将生产基地设在中国，利用中国的原料和人力进行生产，而把产品卖到全世界的世界工厂而言，情况更是如此。

　　就像《时代》杂志引用的例子。已经在中国做了22年的医疗设备对外出口贸易的美国商人查尔斯·哈布斯不得不考虑将工厂挪至他处了。首要考虑的则是劳动力更便宜的柬埔寨，据他说，现在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已经快让他的公司失去竞争力了。

　　由于人民币“外升值内贬值”的情况存在，出口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感受尤为强烈，这很容易理解。

　　正常情况下，内销企业应该感受有所不同。按照道理，通胀和产品价格上涨是一回事，正是所有产品的价格都上涨了，百姓才真切感受到通胀。也就是说，企业可以通过自身产品的涨价来消解通胀带来的压力，包括工资上涨的压力。但事实却并不完全如此。

　　李希是河北省衡水一家儿童服装厂的老板。她告诉《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虽然原材料上涨了，人力成本也上涨了，但是自己的产品价格却没办法涨到位：“不是说价格不涨，也涨了，但是不能把成本上涨的压力全部化解掉。”至于原因，她指出：“棉纺织业竞争太厉害了，你涨价，有人不涨，没办法，只能不断摊薄利润。”

　　事实上，除了市场供需削弱了企业的定价能力之外，外部人为的因素也对一些企业产生了影响。

　　随着CPI价格的一再飙高，国家针对商品价格出台了一些限价措施，甚至是由相关部门对企业进行约谈，这都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影响，加大了企业压力。

　　相关数据也能进一步印证这个问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和中信建投证券研究所近期在珠三角经济区调研发现，当地企业2009-2010年间用工成本普遍上涨30%到40%，2011年预计仍继续上涨10%到15%。

　　是喜？是忧？

　　在几乎所有人看来，中国告别廉价劳动力时代都应该是一个利好。

　　首先就是会推动中国的产业升级。

　　白朋鸣指出，劳动力价格上涨将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中国产业升级的进程。产业升级的核心内容是产业结构的改善和产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而这又必须依靠技术的进步，劳动力成本上涨，必然会刺激企业提升生产技术水平，优化生产要素组合等来提高生产效率，以达到高效、高质量的产品生产要求。同时，由于劳动力价格上涨使东部沿海等发达地区的投资项目转向劳动力价格相对低的中西部城市，有利于我国劳动力的区域转移，能够有效带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陈及则指出，中国劳动力价格上涨，确实会让一部分外资撤出。“但是，撤出的都是相对低端的产业，不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大的影响，甚至会推动中国的产业升级。”

　　其次购买力的提升带来巨大利好。

　　中信建投研究部专题组组长夏敏仁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工薪阶层的工资上涨，制造业工人工资上涨，这些都有助于提升购买力。而刺激消费，正是当前中国最重要的课题

　　对中国的贸易伙伴而言，这同样是个好消息。就像《时代》所描述的那样，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因此获利，它们急切地希望中国增加消费以减少国际贸易的巨大不平衡。美国商会做的一次调查显示，75%的商会成员主攻出口市场，而去年这个数字发生了质变：75%的受访公司表示它们在中国的生产主要供应中国市场。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当然是劳动者的生活得到实质改善。

　　但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即工资上涨是由于劳动力短缺，供不应求而导致的，同时，上涨的结果是劳动者购买力得到实质性的提高。

　　就目前的现状来看，这个基础并未达成。

　　“这拨劳动力价格上涨是两重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陈及指出，一方面，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中国劳动力确实正在减少；另一方面，宏观经济的影响，也就是为应对通胀，必须提高工资。

　　在白朋鸣看来，原因就更加复杂：首先，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正大幅度减缓，从2004年到2011年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以每年13.6%的速度减少；其次，对劳动力的需求保持不断增长的状态，2002年城镇新增就业数为859万，而到2009年城镇新增就业数达到1020万。第三，年轻劳动力在减少，而这新一代农民工对工资、福利、劳动环境等要求相对提高；第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国内通货膨胀率高居不下，工资也相应上涨。

　　由此看来，虽然工资上涨的大背景的确是中国人口红利渐趋结束，但“通胀”“人民币外升值内贬值”这些强大的搅局因素的出现，使得劳动者的购买力并未得到切实提高，甚至可能像陈及所言“更低了”。

　　那么，如此挥别廉价劳动力的情形，似乎就没有了让人欢欣鼓舞的理由。

　　警惕副作用

　　也许，该来的利好尚未到来。

　　而当此时，更重要的是警惕副作用。

　　“毫无疑问，中国的实业要承受的压力将越来越大。”夏敏仁指出。

　　而这，也是陈及的看法，“中国实业环境恐怕会进一步恶化。”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的实业环境实在不甚乐观。原材料、交通、人力等成本持续上升，利润一再摊薄。税收压力重、贷款困难也是不少企业普遍的感受。于是，大批资本从实业撤出，开始进入利润更为丰厚的金融投资领域。

　　有数据显示，仅2010年深圳一地，像中兴通讯这样，分身充当风投“新兵”的产业巨头至少就有40家。而业界也开始流传“全民PE”的笑谈。

　　如今，劳动力成本再飙升的情况下，对于中国实业的发展，无异雪上加霜。

　　与此同时，外资陆续撤出也算不得好消息。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前5月来自美国的投资正在减少。

　　那么，面对已经形成事实的高价劳动力时代的到来，我们应该如何充分发挥利好，如何消解负面作用?

　　陈及指出，从趋势来看，高价劳动力时代的到来是不可逆的趋势，而从全球经济发展史来看，其正面作用远远大于副作用。因此，我们政府必须推动这个趋势的发展，一方面要坚决治理通胀，另一方面也要推动劳动者实际购买力的提升。国际上一个普遍的做法是，将工资上涨与物价上涨的幅度进行挂钩。“这样才能有效消解通胀的副作用。”

　　事实上，相关部门确实正在这个方面进行尝试。

　　6月29日，北京市2011年企业工资指导线发布，职工平均工资增长最低5%，最高15.5%。并且，一线职工平均工资不增长，经营者和管理层也不得涨；垄断行业、国企工资增长率超上限须备案。而这“5%”，考虑的便是CPI增长的速度。

　　除此之外，进一步改善中国的实业环境也迫在眉睫。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贺军曾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指出，对于现阶段的中国而言，制造业具有不可代替的重要性，大量产业资本流出，势必会削弱产业发展的后续动力；此外，把龙头企业流出的资金通过VC注入创业期的企业，再通过上市获利退出，这对于产业的持续性发展也是不小的考验。“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事情，要想改变这种现状，中国的产业发展环境还需进一步改善。”而税收、信贷等正是需要进一步改善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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