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组织（NGO）登记难的困境或将破解。

　　据《新京报》报道，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近日公开表示，民政部门对公益慈善、社会福利、社会服务等类社会组织可履行登记管理和业务主管一体化职能。

　　这意味着，上述三类社会组织将可直接登记，不需再找到业务主管单位挂靠。

　　这被看作是民间组织双重管理体制破题之语。

　　有学者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目前对于民间组织的三个管理条例，不管是《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还是《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登记管理暂行条例》，都在修订当中，且其修订方向都比较一致，即改变这三类民间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由民政部门直接登记、管理。目前这一修改进展比较顺利。

　　NGO身份难题

　　“我们可以做很多政府做不了但这个社会却很需要的事情，但却无法在政府注册。”北京一家没有注册的草根民间组织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这个组织的成员，大都在北京有正式工作，他们利用业余时间从事艾滋病预防和教育的活动。但由于无法获得注册，难以募款，他们提供的服务、能够开展的活动十分有限。

　　在这位负责人看来，若能获得政府支持，他们就能够有更充足的资金去雇用专职人员、开展更多活动，艾滋病教育也能覆盖更多人群，这对于社会来说是利大于弊的事情。

　　但按照当下政策，中国对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实行的是双重管理模式。这些民间组织需要寻找到业务主管单位，才能够在民政部门登记，获得合法身份。

　　这道门槛难住了前文所述的不少草根NGO，使得他们的存在一直处于模糊地带。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教授康晓光等人曾撰写过一份《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该报告指出，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只是冰山一角，这一领域存在大量未注册的组织，它们的数量可能远远超过了注册组织的数量。

　　此外，还有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的民间组织，即通过工商注册的方式获得合法身份。深圳一家致力于农民工子弟教育的NGO负责人李先生告诉记者，他所在的NGO便以工商注册，因此虽是从事公益服务，却还要缴纳税收，对于募资本来就不易、又没有利润来源的NGO来说是一个额外的负担。

　　另外，工商注册的NGO也无法参与政府购买服务，从政府获得从事公益事业所需的资金，而这对于募资难的NGO来说可以形成一个稳定的资金渠道。

　　地方已先行先试

　　对民间组织双重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是民间组织中长久以来的呼声。而在地方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试点也在逐步推进。

　　最早破冰的是深圳。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民政局下属二级局）局长马宏去年初在北京表示，自2008年起，该市已对工商类经济组织、社会福利类、公益慈善类三类社会组织实行由民政部门直接登记的管理体制。

　　但此后也有民间组织人士告诉本报记者，这一改革实质性变化不算大，仍有很多草根NGO无法获得登记。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邓国胜告诉本报记者，深圳的试点也并非完全放开，而是选择针对部分做得比较好的NGO放开注册。

　　而北京今年初也开始了试点。去年2月的《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草案)》显示，中关村园区的社会组织设立可以直接向民政局登记，不再需要挂靠。这是北京首次明确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的试点。

　　今年初，北京市民政局发布消息称，今年，包括工商经济类、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等四大类社会组织，可直接到北京民政部门办理注册登记手续。

　　但后来，北京市社会团体办公室负责人也解释称，并没有完全放开，民间组织注册登记仍要寻找业务主管单位。

　　目前，北京市仍然仅在中关村开展试点。北京市社会团体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只有在中关村范围内、开展对中关村服务的民间组织，才可以直接到民政局登记。

　　邓国胜告诉记者，按照北京市民政局今年年初颁布的政策，其目标是在今年内争取放开，目前仅是试点，一步步地走。

　　地方政府的试点，亦是在参照中央政府政策的变动。邓国胜告诉本报记者，目前对于民间组织的三个管理条例，包括《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登记管理暂行条例》，都在修订当中。且其修订方向都比较一致，即改变这三类民间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由民政部门直接登记、管理。

　　根据此前媒体报道，《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修改稿去年底便已提交至国务院。邓国胜表示，此次民政部年中分析会上，部长李立国对于放开民间组织登记管理表态如此肯定积极，说明三个条例的修改比较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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