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水浸名城”。

　　本报记者 王丽榕 发自广州

　　6月29日一早，雨一直在下。广州荔湾区华贵路居民张红发现，自家理发店又是一片汪洋。广州日前普降暴雨，老牌水浸点华贵路自然“水漫金山”，积水最深1米。

　　不过，这与去年5月7日广州的暴雨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那次暴雨1小时最大雨量达99.1mm，为历史之最。市区有的马路水深达3米，停车场成水库，汽车上演水上漂。

　　严重内涝拷问城市排水系统，“苏联模式”的排水管网备受非议。但广州市规划局原规划设计处总工程师刘创鸿认为，规划执行打折扣也是重要原因。

　　羊城变“洋城”

　　张红的理发店在华贵路东边的一条巷子口，房子有几十年历史，屋里比路面低三四十厘米，逢暴雨必进水，原本黄色的店门，底部被泡得发黑。

　　如今，她积累了丰富的应对水浸经验。店里的冰箱垫了三层青砖，约30厘米高，店门口的洗衣机也被垫高了40厘米左右。

　　6月28晚，她看天气预报得知隔天有暴雨，临睡前便把电器断电，又把垃圾桶、小凳子等搬到木沙发（高约50厘米）上。

　　次日起床，店里果然水浸。张红只好关门不做生意，在屋里坐着听雨。“街上的水不断流进来，屋里下水道也在咕噜噜冒水。”她只能坐等雨停。

　　雨下一整天，外面一些低洼的巷子积水齐腰深。抽水机也跟着响一天。这样，屋里的水保持在20多厘米，没有淹到冰箱。到6月30日傍晚，积水才完全退去。

　　“去年水都到沙发面了，洗衣机也被浸坏了，现在这个是新买的。”张红比划着告诉记者。她说的是去年5月7日的特大暴雨。

　　当时，天河立交、中山一路、暨南大学等低洼地一片汪洋，立交桥下人行道上信号灯下身全浸在水里，红绿灯在水面上交替亮着，估计水深有三米。

　　那场雨，1小时最大雨量达99.1mm，为历史之最。中心城区118处地段出现内涝水浸，44处甚为严重。35个停车场被淹，不少汽车遭受“灭顶之灾”，或者在表演水上漂。

　　“威尼斯自称水城，广州不好意思地笑了。”有网友如是调侃“5?7”特大暴雨后的羊城。

　　2010年5月14日，又一场暴雨袭击元气尚未恢复的广州。随之而来的，是全市交通大瘫痪。就连白云机场也有57个航班延误，上千旅客滞留。

　　暴雨让羊城变身“洋城”，不仅这两年。2009年、2008年、2005年以及1999年都发生过严重的涝灾。

　　苏联模式之辩

　　“最近几年，我店里每年大小水浸都有三四次，以前顶多一年一次，到底是为什么呢？”张红纳闷道。

　　对6月29日的水浸，荔湾区有关部门解释道，旧城区排水管网陈旧，暴雨强度较大，雨量华贵路沿线地区地势较低点，导致下游来不及排水；加上珠江潮位顶托，高于荔枝湾涌水位，闸门不能打开，待珠江水位回落，才能开闸泄洪。

　　而“5?7”暴雨后，广州市水务局也通过自查，向公众坦承城市频频内涝，不仅是老天爷的“杰作”，也是城市排水设施滞后下的蛋。

　　具体而言，包括城区有些地方排水标准不够高；排水设施管理不到位，管道堵塞常有发生；在城中村及城乡接合部缺乏排水系统建设。

　　而广州排水管网的低标准，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那时，举国上下热火朝天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在城市排水工程方面，也是如此。

　　一份“为帮助北京城市建设规划 1955年派往中国的专家清单”中显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当时派出了8位专家，其中就有一位是“供水和排水系统工程专家”。

　　也在1955年，国家城建部门安排7位苏联城市规划专家工作组到广州市，“指导”城市总体规划工作。

　　1957年，中国人在“全面学习苏联的基础上”，制订了第一个排水设计规范。而在具体的诸如“排水管渠计算公式”上，由于中国没有自己的数据，基本完全沿用苏联规范。

　　苏联地处高寒地带，降水量少，年均降雨量约为200~700毫米，排水设计上甚是保守。因此，在它采用“下水管网”的排水模式，在5-10米深的地下建设排水管网。但这种排水管口径很小，难以对付大流量的来水。

　　但苏联的经验并不适合广州的实际。广州地处热带北部，降水充沛，年均降雨量高达1700毫米。

　　“广州老城区大部分排水管道直径都在1米以下，1~2米的直径很少。”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院市政所工程师李敏告诉记者。李敏曾参与广州市污水治理总体规划纲要的编修，多次实地考察广州下水道。

　　相反，降水量与广州相近的德国、法国采用的“地下河”模式，于广州似乎更为适宜。例如，修建于150年前的巴黎下水道就很宽敞，中间是宽约3米的排水道，两旁是宽约1米的供检修人员通行的便道。

　　因此，有观点认为，采用苏联排水模式，是广州频频内涝的“原罪”。

　　但是，刘创鸿有不同观点：“我们确实是学苏联，但也有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规划调整，不能把问题都推到苏联头上。”今年75岁的他，从上世纪50年代末就开始参与排水设施的建设与规划。

　　1958年，刘创鸿还是个实习的大学生，就参与北京天安门综合管沟的施工。“沟很宽，可容纳两辆吉普车对开，而且也结实，可承受80吨坦克的重压。”

　　刘创鸿介绍，“当时主要考虑天安门不能老是挖来挖去，就一次性挖沟，把电力、通信、燃气、给排水等管线集于一体。”

　　但是，后来综合管沟并没有在北京及全国大规模推广，刘创鸿认为不切实际，而资金与实用性是最大的实际。

　　在刘创鸿看来，最关键的是规划要彻底执行。他参与编写了1995年的《广州市防洪排涝规划》，记得曾规划在猎德涌建一条排涝沟，但是最终没有建成，以致后来猎德涌边上的天河岗顶、龙口西路成为著名的水浸黑点。

　　治标与治本

　　张红不晓得综合管沟对排涝有什么益处。但是，她觉得政府每到下大雨，就拿着抽水机来华贵路蹲点，很辛苦，而且也杜绝不了水浸，“水浸了，才需要抽水。”

　　广州城区的排水体系是由地下管道收集污水雨水，再流入200多条河涌，最后再由河涌流入珠江，需要清疏这个系统。而雨污合流导致污水处理负担加重，加之原有管道较小，下大雨就来不及排水，造成水浸，所以管网改造要实现雨污分流和拓宽管道。

　　但管网改造就困难重重。广州的地下管道错综复杂，广州市排水设施管理中心主任谭东平表示，“有时挖开路面，光排水就三个管道，很难分清每根管道的用处。”

　　“而且还要考虑用地问题，很多老城区狭窄的内街根本放不进太粗的排水管。” “尽管综合管沟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先进技术的标杆，上海浦东、广州大学城都采用。但广州城区，再建一个庞大的地下空间已不太可能。”李敏说。

　　除了施工困难外，“关键是没那么多钱，只能修修补补。”

　　实际上，在水务部门眼中，只要是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内”，他们更倾向于采用临时抢险、应急预警等“非工程措施”。

　　因此，每当大雨来临，广州市水务局的同志们常常在全市各个易涝点守着，哪里出现问题就赶紧解决。

　　然而，这仍然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防患于未然。

　　刘创鸿认为，广州内涝是因为城市化加快，城市硬底化，本来可以通过土地吸收的雨水，90%要通过下水道排出，排水量大大增加，结果导致河涌下游排水能力不足。比如水浸黑点天河立交、中山一路就是因为沙河涌下游排水减弱，从而水位托顶而满上路面。

　　“加深拓宽河涌，是好办法。”刘创鸿说，“广州2009年起花300多亿元治水，多用于河涌的景观改造，却甚少考虑防洪排涝，这是本末倒置。”

　　然而，无论专家与政府最终得出怎样的办法，内涝作为一个城市的顽疾，解决尚需时日。

　　张红担心她的理发店不能长久，“老房子，常常水浸会塌的。”她的店门因浸泡变形而不能完全关上。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