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国有资本的自我瓦解是一个共同的途径。

　　辛亥革命中的“误国首恶”

　　文 / 吴晓波

　　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是一次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在经济上，则是一次“国进民退”的后果。

　　介入

　　在中国百年企业史上，能源产业和资源性产业一直是利益最为集中的领域，对其的争夺及利益配置构成了国家经济政策的所有标志。这一特征在晚清已经呈现得十分清晰。自洋务运动以后，国际公司最早投入到这些领域，国营资本紧随其后，民间资本则因散弱且政策不明而作为颇小。一直到1904年以后，随着《公司律》等法令的颁布，企业运作及股本权利有了相对的明确界定，特别是股份公司制度的出现，民间资本开始大胆进入。从1904到1907年间，全国很快掀起铁路商营的热潮。

　　据《湘路新志》记载，在湖北、湖南、四川等省份出现全民入资办铁路的热潮，“一时大绅富商咸以倡办本省铁路为惟一大事，如风起潮涌，蔓延全国”，甚至出现了“娼优乞丐亦相率入股”的壮观景象。

　　逼退

　　1911年1月，大官商盛宣怀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他宣布实施铁路国有化政策。他认为，铁路既然是事关国家命脉的经济事业，而且有如此丰厚的利益，自然应该由国家来垄断经营。在上任后不久，便上奏要求将已经民营化的粤汉、川汉铁路收回国营。朝廷准奏。盛宣怀随后与英、德、法、美四国紧密洽谈借款事宜。

　　后世视之，盛宣怀在铁路事宜上，除了国有理念与民间有重大分歧之外，还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一是，缺乏与民营资本的坦诚沟通，他以多年的政商经验认为，在朝廷的威权之下，民间资本从来都是“软柿子”，招之即来，挥之则去；二是，在股权回收上，明显欺凌民股。根据他公布的方案，政府只还给民间股东六成现银，另四成是无息股票，也就是说，投资人不但没有任何的投资收益，还承担了四成的损失风险。他的方案受到好友、当过粤汉铁路董事的郑观应的坚决反对，认为“如政府收归国有，自应本利给还，不能亏本。若不恤人言，挟雷霆万钧之势力，以实行此政策，恐人心解体”。盛宣怀接信后，置若罔闻。

　　反抗

　　“路权回收令”颁布后，各省商民群起反抗。

　　1911年5月14日，长沙举行万人群众集会，接着长沙至株洲的万余铁路工人上街示威，并号召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拒交租税以示抗议。紧接着，四川组织保路同志会，宣誓“拼死破约保路”，参加者数以十万计。盛宣怀俨然成了川民公敌。

　　6月30日，郑观应再写信给盛宣怀，紧急提议：“查反对党所说不公者，其意不过要以后之四成给还有利股票，照原议商议，不成，原银缴还而已……恩威并制，迎刃而解。”一意孤行的盛宣怀还是无动于衷。

　　9月7日，四川总督逮捕、枪杀数百请愿群众，下令解散保路同志会。被激怒的四川民众将各处电线捣毁，沿途设卡，断绝官府来往文书。民变骤生，清朝廷紧急抽调湖北新军驰援四川，导致武汉空虚。10月10日，在同盟会的策动下，数百新军发动起义，星火顿时燎原。这就是推翻了千年帝王统治的辛亥革命。

　　自醒

　　“意外”酿祸后，朝廷宣布革去盛宣怀所有职务，“永不叙用”，他惶惶然登上德国货轮，逃往日本。

　　《清史稿》最后给出的结论是：“宣怀侵权违法，罔上欺君，涂附政策，酿成祸乱，实为误国首恶。”

　　 “误国首恶”四个字道出了历史的无奈与残酷。在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国有资本的自我瓦解是一个共同的途径，我们至今没有看到一个例外。后世人读史至此，当惕然自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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