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台湾作家杨照来说，评论是一种社会责任，小说则纯然是个人爱好，他认为“故事虽是虚构，却蕴含着高于现实的真实”

　　苏娅

　　台湾作家杨照的书还未在大陆出版之时，他作为评论者的身份已经为一部分大陆读者所熟悉，而近日出版的《故事效应——创意与创价》是杨照在大陆首度出版的书籍，写的是杨照对于小说故事价值的思考。

　　出书之前，杨照的一场关于“故事”的演讲报告已在大陆流传，演讲中，杨照引本雅明写的《讲故事的人》，表述其对故事失落的隐忧。杨照相信“故事虽是虚构，却蕴含着高于现实的真实”，出于对故事的迷恋，便在《故事效应》中用对五十个故事庖丁解牛般地拆解，代替对故事本质的抽象论述。在“对故事的冲动”、“故事的功能”、“说故事的方法”和“重新认识故事”四个段落中，他用每篇1000字左右的短小文章，包藏了对故事的理论阐述，读来轻巧而有意味。

　　在评论领域，学历史的杨照乐于透过时事中一些被忽略的细节，分析和评价社会文化的演变线索与特质。杨照认为，政治新闻看起来变化很快、很热闹，但有时是重复的，牵涉作者对整个生命、世界的看法，“评论者需要不断地琢磨自身的记忆。”

　　在杨照的成长过程中，深刻的记忆始自少年时代所经历的“台湾社会奇特的封闭期”。采访时他说：“那虽然是个封闭的社会环境，但又留有一个缺口，这个缺口指向美国，像一个窗口把另一种文化传进来。但因为国民党历史上的失败经验，当局又对所有开放的东西充满恐惧。”停顿片刻，他补充道：“我们这一代人，对于这个窗口里透进来的任何的光，总是很饥渴地去吸收，有一种奇特的享受。”

　　对杨照这一代作家的成长，影响最深的是美国电影。当时的年轻人一个月的零花钱只能看三场电影，每次坐在影院里，总是看得格外专注和较真。杨照记得，念大学的时候，跟女朋友看完电影，一个人可以滔滔不绝讲两个小时。“今天，没有任何一部电影、一本书能够再像当时那样跟你的生命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因为面对每一件事物，总有一种面对一次性流逝的生命的感觉。”杨照说。

　　他喜欢说“做评论需要不断琢磨自身的记忆”，这一经验来自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不断交融之后所生发的价值判断。上世纪80年代的台湾社会，政治转型的呼声越来越高，回想这段历史，杨照认为：“真正唤起的是改变这个社会的企图，这个愿望从未改变，包括你看到的这个社会的一些欠缺，是需要改变的”，“我们曾经从未想过这是一个终点，而是需要一辈子奋斗的事。所以，我们这一代人最需要较真的事情是：台湾民主这条‘龙’来了，你该怎么办？”

　　对杨照来说，评论是一种社会责任，小说则纯然是个人爱好，是生活的乐趣之一，不管发生什么事，每天都会写一点。从2002年开始的一个庞大的小说计划，坚持了近十年，预计2013年写完。这是一个由100篇小说构成的系列小说，选取台湾社会从1901年到2000年100年间发生的事，以一年一个故事的形式结构全篇。原本计划每个小说写1万到2万字，写的过程中，有些篇章已然写成36万字。

　　对话

　　第一财经日报：为什么会一直追求小说写作？

　　杨照：为什么会追求小说写作？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这一代作家与骆以军这一代作家的看法是有差别的，虽然我从年龄上大骆以军不多，但我可能是上一代作家的尾巴，他是中生代的开端。

　　我们这一代作家，即使写非常私人的故事，仍把小说作为一个社会工具，因为，在当时封闭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只能透过小说来表达意念，小说如果没有一种公共性，对我们而言是难以想象的。而对新的一代作家，写小说时会少一些社会性的压力，如果要写公共性的文章就写评论，他们的小说更加个人性，有更丰富的内涵，可能也更深刻。因此，一个小说要传递一种公众信息，会让今天的读者不安，今天，台湾很多读者已经不知道对我们这一代写的小说该如何评价、如何处理。比如《巫言》，很多人读不懂，这种不懂不是语言上的，而是态度上的。

　　日报：在一个过度“话题化”的社会，知识分子在公众中间应有怎样的态度和行为？

　　杨照：重要的还是“认识自己”。知识分子不是先有一个头衔才叫“知识分子”，而是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对知识充满热情、花一些精力去追求知识，有了一点知识后，能够贡献给这个社会需要知识的人，这是真实的知识分子，而不是说“我是知识分子，我要影响什么人”，这种人一定是虚假的知识分子，比非知识分子更糟糕，因为他可能是虚伪的。

　　知识分子只是一个角色，最害怕的事，就是自我认定我是知识分子、我要影响人。我常常觉得，越是没有想到自己要去影响别人的人，才有机会真正地影响他人，那些知道粉丝要什么，于是给予什么的人，是因为他早已知道粉丝预设的需要是什么。所以，不是知识分子影响了他们，而是他们影响了知识分子。

　　从“士”的传统，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对社会的价值是基于用知识和理性服务社会。英国哲学家伯林对知识分子也有精辟的定义，伯林认为，知识分子基本上是“逆反潮流”的，当大家认为潮流理所当然就是如此的时候，他或许会说：也许不是这样，还有另一种可能性。

　　日报：能否介绍一下你的思想背景，主要是在价值面上，比如你信奉什么？

　　杨照：价值面上，我明确地信奉宋明理学所倡导的“自我”、“自在”，或者说“道德自主性”。我过去常常想，面对一个纷繁的环境，什么是人能够自主控制的？我非常在意这件事。后来发现，几乎没有什么是能够百分之百自我控制的，比如，我现在对某个人做一件好事，但这件我认为的好事，对他有怎样的影响？甚至是好是坏都不能明确知道。那么，我的动机、意愿是不是良善的？是不是可以说服自己的？我是不是尽责地把自己的愿望做好了？这些是我能够把握的，至于效果我不能太计较。

　　日报：写时评和写小说的两种思维会不会打架？如何平衡这两种思维方式？

　　杨照：评论要越清晰越好，而文学是越暧昧越好，评论要让你相信我看到的事，而文学要呈现不同人看到的不同的事情，并让你混淆你曾经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常常担心我的文学会不会写得太清楚，对我来讲，把话讲清楚不难，而文学的乐趣在于写出让自己都感到不是那么清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