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也退

　　两年前读过《说吧，记忆》之后，我再也不相信自传了。纳博科夫，这位文字的魔术师但凡落笔就处在灵感的金秋时节，只见满地琳琅，当下与过去之间，此事与彼事之间，总是那么刚刚好地勾搭在一起，军官接到战讯的那一日，刚刚好成为作者平静童年消逝的写照，他从沙发上起身前，还在为小纳博科夫把火柴摆成船形。这一切都是“艺术加工”——就连作者自己都坦率承认，他把可信的东西藏到了谁也不知道的地方，简直让人怀疑，是否真实的经历乏味透顶。

　　江勇振开写大著《舍我其谁：胡适》，就是抱着对自传、自述的怀疑态度上路的。所谓“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用在胡适身上再贴切不过，他留下的汗牛充栋的日记，见闻芜杂，点评繁多而精到，文笔常比王元化的《九十年代日记》或者《吴宓日记》炫目十倍有余；他的自述，尤其是《四十自述》那一篇，凡研究胡适者无不援引，以为第一手证据。但是言多必失，想法丰富又勤于笔录的人，当然也就会留出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考究这些矛盾从何而来，是无心之失还是有意为之，显然是江著的一大要务，他对胡适其人的热情，与其说是出于对后者的成就或人格的敬仰，莫若说是出自对剖开此人的内心世界——用港台人贡献给内地的一个超级滥词来说：“心路历程”——的浓郁兴趣，更有些时候，他让我感到，是出于对后人种种“受蒙蔽”或方法论失误的分析的不满。

　　这本书的腰封上就写上了江勇振的开炮对象：余英时、唐德刚、林毓生、周质平，个个都是名家，而书中细细可见的还有邵建、罗志田等。邵建认定胡适“对古典自由主义生疏”，并且说“相信胡适如果读过《政府论》”，就不会“走到了自由主义的反面”，但当他发现胡适在1916年4月13日的留学日记里提到法家管仲的理论“近于洛克之说”时，便斥责说法家和洛克是两个路径，胡适是在胡扯。江勇振对此予以反驳，但他并非反戈一击，论辩两者的可比性来，而是指出胡适的这一比较并非就哲学而言，因此邵建“取证不当”。他说：“……胡适在《留学日记》里是不记哲学的”，依据是胡适自己的一段记述：“吾日日读哲学，若一一以实吾札记，则篇幅时日皆有所不给……哲学之不见录于此也，不亦宜乎？”

　　这样的辩难所见多有，由于江本人所作的援引文献绝大多数都是胡适本人的著述，故而他的辩驳显得特别有说服力，客观上也加深了读者的一种印象，即胡适的内心，非“细读”不能知也。江勇振把对邵建的批评归结到一种作传的态度上：“所有研究胡适的人都必须先抱持着一个态度跟一个假定。那个态度就是虚心：我们所面对、所分析的，是一个天才，他的天分跟努力是我们望尘莫及的；那个假定就是：如果胡适敢谈人和问题，我们必须假定他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们必须假定该看的书，他都已经看过了。”

　　即使是一个胡适一直没有提到的问题，我们也应该默认他对此早有思考——这并非讳尊心理，而有点科学哲学里所说的“证伪”的意思；又好比面对一尊维纳斯雕像，第一眼就看到它无臂的人，再做更多的评判，说服力恐也是要打折扣的。江勇振所说的“虚心”也是事关伦理层面的：对待自己，要多看身上所缺，而对待别人，则要看他/她所有。

　　在以己度人，尤其是度那些已经不能发言、任人评说的古人时，最易犯下的便是时代错置的毛病。在江勇振眼里，林毓生所犯的错误便在此处。林毓生在《中国人文的重建：评胡适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一书中提出，胡适此论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任何问题经过胡适肤浅的心灵接触以后，都会变得很肤浅”，我想林的这一负面印象，对胡适稍有了解的人都能理解，他的确留下了许多貌似过于浅显，从而显得权宜、投机，不亚于“实事求是”之类词语的实用主义表述。对此，江勇振首先揭示了胡适的这句话，是受教于他的老师克雷登后的启发，而且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的两个老师惠维尔和赫歇尔已有十分类似的表述。接着，江指出：“我们可以振振有辞地说，赫歇尔、惠维尔、廷斗和征引他们的克雷登，以及祖述克雷登的胡适所说的科学方法，是过时的19世纪的科学方法……”这就是在批评林毓生了，即便没有他在下文中所举的20世纪一些哲学家和物理学家信奉此种“假设—求证”治学方法的例子，江也认为，我们不能撇开人物所处的种种背景，用自己当下的标准去评判他们的言论。

　　但是，江勇振为胡适所作的种种“辩诬”，本身是放在一个大前提下进行的。那就是：一切自传都带上了写作者在写作时的基于身份所采取的立场。杨正润在《现代传记学》中引卢梭为例：卢梭在撰写《忏悔录》时兼有普通“公民”身份与“社会的良心和精神的导师”身份，他反复强调前者，申述自己卑微的出身，以此给自己的过失和恶行找托辞，作辩护；而当他以后者自命时，就可以利用其“向社会发动攻击和批判，也依赖这个身份支撑他的精神，帮助他抵抗一次次打击、渡过无数难关”。卢梭的一生，在自传里正是被如此设计成一个带着种种先天的疮疤修成正果的过程。

　　与此相仿，旷世天才胡适也未能免俗，他在叙述人生经历时，同样是从自己的身份出发，仿佛人生种种点滴共同铺平了达致这一身份（当然是非常光辉的身份）的道路似的。因此江勇振说，胡适这个人最善于自我隐蔽，最爱设局，他评价胡适的《四十自述》说：“他说的就像禅机一样，是不点破的，是要人自己去体会的”，而且，“爱国”这个主题，在这篇自述里也完全没有提及，因为作此文时的胡适早已有了稳定的“身份”，以及一份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心态。正如弗洛伊德的弟子斯特拉奇所说：“没有解释的事实正如埋藏着的黄金一样毫无用处；而艺术就是一位伟大的解释者。”每一个人的回忆都是有选择性的，与之相对，每一份合格的“他传”也都充满了翔实雄辩的解释。

　　作传人与传主的关系常常是一对欢喜冤家，传主希望给自己作传的是个知己，又恐其知道得比一个仇人还多。福楼拜在1872年写给欧内斯特·费多的信中说：“你若要给一个朋友作传，就得作得好像在为他报仇。”假如胡适先生能读到此书，他确应带着几分酸溜溜的心态认江勇振为“朋友”，我甚至已经听到了他在泉下的紧张跺脚：兄弟，我什么时候能看到你给我写的第二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