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改难破利益纠结

　　本报记者 李会报道

　　又是一年高考季，相比往年，今年显得格外不平静。

　　从南科大拒考、南科大学生退学，到复旦交大交火，热闹非凡。如果把这一切都放在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来考量的话，则格外具备值得分析的意义。

　　当大家都坐下来冷静地谈教改的时候，我们可以一条条清楚地知道哪里需要改，而一旦回到日常的招生、教学中，在利益的引导与作用下，又禁不住一次次重蹈覆辙。

　　高校教育改革，急需破除纠结，迈出真正的第一步。

　　生源大战背后的弱势学生

　　为抢优质生源不惜一切，但这些尖子真会被这些高校当做“香饽饽”来培养吗？

　　今年的生源大战，复旦交大的交锋是最高潮。

　　7月1日，复旦大学在其官方网站和微博(http://weibo.com)上发表声明，有人冒充该校招办老师致电考生，称学校与该学生签订的招生协议已被取消，并以此劝说学生更改志愿选择其他学校，并影射是上海交大所为。

　　沉默一天后，上海交大在校方招办微博上予以回应：“有高校招生老师在招生宣传中肆意贬低上海交大，对这种行为我们深表遗憾”。并表示，该校招生工作实施的是“阳光工程”，无人冒充其他院校老师通知考生取消其与他校所签协议。

　　上海两所最顶尖大学的生源战由地下转为地上。

　　随后，有媒体曝出，有考生刚刚报考了上海交大，就在志愿填报前后，却接到了来自复旦大学招生人员的电话，诋毁上海交大。

　　抢生源本无可厚非，但在互相攻击中暴露出的种种不光明的手段，则招来整个教育界甚至整个社会的批评。

　　4日下午，复旦大学招生网站和上海交大招生办微博上围绕“复旦高招预录取被称取消”事件的相关声明相继撤下。据报道，相关高校均已接到教育主管部门通知，不再就此事接受采访。这场知名高校间争夺生源的口水仗或将很快平息。

　　虽然整个事件以教育部以“家长式”的处理方法强行平息，但一场风生水起的“复旦战交大”，无意间戳穿了早已存在的高校招生乱象。

　　“事实上，这反映的是目前的招生制度与实际状况已经不能够适应的问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起草专题组成员、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阐述了他的看法。

　　储朝晖表示，我们现在的招生制度从1951年开始实施，全国统招的办法是以一个基本假定为前提的，那就是招生是国家的事情，但实际上招生应该是学校的事情，“现在依然沿用这个制度，不适应了。”

　　在储朝晖看来，现在的高考制度问题在于权力过于集中，要把权力放开，国家可以统一组织考试，但是录取哪些学生由学校来决定，学校可以设置面试环节。但目前的教育，没有从人的成长发展角度去考虑，而是把它作为考核政绩的指标。

　　7月7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就这个高考季出现的不少问题接受了《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

　　熊丙奇同样认为，“招生政绩观”才是生源战的根本原因。他指出，大学招生不是为培养人才、办学服务，而是在为招生政绩服务，为了获得好看的招生政绩（用于提高大学的排名，展示领导办学有方）这正是时下招生乱象的根源。“大学所用的招生手段，与迎接本科评估中的各种手段大致差不多。”

　　据《人民日报》报道，高校的招生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陷入高校间竞争录取状元数多少、高校间比拼在某一地区录取分数线高低、招生组老师带着完成招录多少名高分考生的任务等指标化陷阱。

　　谁是“政绩招生”的受害者？无疑，正是学生。

　　就像储朝晖与熊丙奇所指出的那样，高校所做的只是抢尖子，在抢到尖子生之后，并没有针对其潜力的进一步教育。

　　如何才能转变政绩办学？

　　“唯有建立高等教育的市场竞争机制。”熊丙奇指出，高考招生和学籍管理中，目前采取的计划录取和计划管理制度，导致学生的选择权十分有限——在高考中，一名学生只能获得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在求学中，很难转专业、转学——进而，学校根本就不会真正重视学生的利益。

　　在熊丙奇看来，市场竞争还远远没有形成。

　　目前港校可以来内地招生，但按照规定，港校在内地的自主招生必须在内地高校提前批前完成，不允许一名内地考生同时获得内地高校录取通知书和港校录取通知书。与此同时，不允许海外大学到内地直接办分校，只许可中外合作办学，而且所有中外合作办学学历教育机构，必须纳入计划内招生。

　　民办高校境况则更不妙。小林就是今年的高考生，他告诉《中国产经新闻》记者，只有任何公立大学、大专都考不上的学生才会考虑报考民办高校，“因为怕工作时候用人单位不认可。”

　　因此，竞争就只存在于国内各校，而不是全球的高校。在国内各校之间又被分等，全国重点、省重点、三类本科，越高等的学校越有优先录取权，低等的学校根本无法争取到优秀的生源。这就变成了最优等的少数高校垄断优质生源，而不是公平的市场竞争。

　　“所以，‘买方市场’，不是靠生源的变化就可自动形成的，在当前国际高等教育竞争加剧，国内生源急剧变化的情况下，我国高等教育必须启动市场竞争机制建设，这就是推进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改革和高考制度改革，赋予学生充分的教育选择权，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如此，学生和学校才能自由、平等地双向选择，这才能转变大学的政绩办学，促进大学竞争意识的形成，提高我国大学的办学质量和竞争能力。”熊丙奇指出。

　　改革样本南科大的艰难前行

　　在这个高考季，除了复旦和交大，引起最多关注的还有南方科技大学，而对于这所大学的关注，人们的感情则复杂得多。

　　被看作教育改革的样本，南科大承载了太多人的期望，而南科大极为艰难的前行，又让很多人心生失望。

　　自主招生、自授文凭与去行政化是南科大实验的两个重要方向，但是现在看来，在每一个方向上，南科大都走得相当艰难。

　　2007年3月，深圳市决定筹建南方科技大学，2010年12月24日，教育部发文同意筹建南方科技大学，这在不少人看来，南方科技大就此获得“准生证”。2011年3月1日，经过自主考试与复试，南科大首批45名新生入学。

　　高考前夕，南科大学生迎来第一次考验。

　　5月27日，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表示，教育部支持南科大的教改探索，但任何改革首先要坚持依法办学，要遵循国家基本的教育制度。学者分析，教育部此言意味着南科大已招的45名学生必须回校参加高考。作为回应，45名教改实验班的学生在网上发出了拒绝参加高考的公开信。最终，45名学生无一参加高考。

　　南科大校长朱清时也明确表态，实验的核心内容就是自主招生、文凭自授，只有学到真本事，被社会认可，才有含金量。“回去参加高考就是让所有人都回到体制内。这样的实验还有什么意义。”

　　而外界对于此次拒考也看法不一。

　　不少人并不认同南科大的拒考，他们认为南科大拒绝高考的姿态并不能算是回归大学教育的本质。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是三位在初期协助筹建南科大的香港科技大学的教授，但最终因理念分歧退出南科大，他们认为“在任何国家，统一的高校入学考试制度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的实质在于是否应该用高考成绩作为(所有)高校的唯一或最重要的录取和评价标准。问题的实质在于如果不用高考成绩作为唯一或最重要的高校录取标准的话，如何才能在这个诚信缺失的社会环境中，从机制、监管和操作上做到录取工作的公正、公平、公开和合理，以使所有人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机会得到维护和保障。”

　　来自外界的质疑并不令人意外，意外的是，此后一名退学的学生也对此次拒考表示了质疑。

　　名为“揭露南方科技大学内幕”的博主是一名已经退学的南科大学生。这名学生在博文中指出，此前拒绝参加高考的决定并不是所有学生的共同决定，而是某人执笔发到网上后，才在qq群里告诉大家，博主称不满自己被代表。绝大多数同学选择南科大，是为了能够通过南科大与国外高校的合作出国留学。而自己退学的原因，也是因为并不看好学校的前途。

　　此外，这名学生还质疑了学校的师资力量，“南科大现在只有两名专职教授，另外的都是在这里兼职或其他方式”。

　　至此，自主招生、自授文凭受到来自内外两个方面的挑战。

　　熊丙奇对此指出，有学生退学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有些问题值得分析。如果对应于“自授学历”，没有国家认证体系，南科大学生的出路确实只有出国，而这些同学的出国行为不是不改革，而是提醒国内教育的尴尬和荒谬：他们的学历能得到国外大学承认，却得不到国内教育体系的认可。

　　去行政化，则是南科大努力的另外一个方向，但是看起来也并不乐观。

　　7月1日，被誉为中国高校第一部“基本法”的《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下简称《办法》）正式实施。

　　按照《办法》，作为南科大最高决策机构的理事会，理事长由深圳市市长或市长委任的人员担任，理事会亦有一定比例的政府人员。

　　储朝晖指出，按照国际惯例，理事会可以包括政府成员，但南科大理事会中政府成员的比例确实大了一点。

　　熊丙奇也认为，如果不是选举产生，而是政府聘任的理事会，就仍然是对政府部门负责。

　　此外，南科大在副校长人选问题上则是被诟病最多的。

　　4月29日，深圳市委组织部在其网站上发布了《关于公开推荐选拔南方科技大学(筹)副校长等领导干部的公告》，其中，两个南科大副校长职位明确注明是正局级行政级别。

　　按照《办法》，副校长应该由理事会根据校长提名聘任。显然实际情况已经与初衷完全相悖。

　　“南科大的副校长由深圳组织部来招聘，显然不符合现代大学制度的惯例。”储朝晖指出。

　　求解教改困局

　　其实，无论是招生乱象还是南科大困局，折射的都是高校教改的困局。

　　在熊丙奇看来，这个困局就是：教改的思路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已经明确，但一到具体的改革，就涉及到利益，就会产生纠结。

　　《教育规划纲要》明确了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提出“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的工作方针。

　　育人为本，说的正是回归教育本质，打破唯分数论。

　　例如，北大清华等学校在自主招生中，都提出一个观念，是要打破“唯分数论”，给各种优秀人才以进入大学的通途，然而，这些学校近年来的招生总结，却又都以自己招到多少“状元”，在各省市的录取分数线名列前茅以及高于当地重点线多少分作为招生业绩。

　　《教育规划纲要》还提出要“建设现代学校制度”，“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为克服高校行政化倾向，《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完善学校目标管理和绩效管理机制。健全校务公开制度，接受师生员工和社会的监督。

　　但反观高举“去行政化”旗帜的南科大的种种遭遇，又仿佛处处与《教育规划纲要》的描述相背离。

　　储朝晖指出，去行政化是大学改革的重要一环，但难度很大。“校长都是行政任命的，他如何去推进去行政化呢？”

　　如何破除教改困局？

　　“我给想要改革的大学的建议是，快半步的策略。不要落在后面，总比别人快半步地改革，如此循序渐进，相互带动，达成质的改变。”储朝晖指出，南科大的改革虽然遭遇了种种困境，但其意义仍然很大，因为它毕竟迈出了第一步。南科大要做的，是在现有条件下继续往前走。“如果不探索改革，整个中国的教育会越来越边缘化，不能跟上世界的步伐。”

　　熊丙奇则认为，南科大需要一场内部的教育改革大讨论，以凝聚改革的共识，清晰规划南科大的改革和发展路径。至于中国的高校教改，则应该从文字上落实到行动上，真正破除纠结，迈出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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