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谭浩俊

　　官员一旦到企业任职，就必须“净身”出门，决不能再保留公务员身份，更不能保留所谓的行政职级。

　　如果保留公务员和行政职级到企业任职，就不允许拿年薪，而只能拿在政府机关的收入。

　　近日有关官员到企业任职的消息引发媒体热议。官员到企业任职，本不是什么新鲜事，在国外类似的现象也随处可见。但中国官员到企业任职有什么不同呢？一方面，凡是到国有企业任职的官员，多数都没有做到“净身”转岗，而是一边挂着企业高管的头衔，一边又保留着公务员的身份，一旦不在企业任职，很快又会成为官员；另一方面，到非国有企业任职，除少数官员是通过辞职“净身”赴任外，大多也都是退休以后的“余热”行为。

　　官员到了企业，以企业高管的身份出现在公众的面前，拿着几倍，甚至几十倍于原任职务的年薪，却保留公务员身份，给自己留下永远不会失业、永远不需要冒险的待遇，这种鱼与熊掌兼得的行为，显然是公众难以接受的，也是与现行管理体制所不相符的。

　　问题在于，既然政治体制和社会心理都不允许，也不能容忍的行为，为什么还大量存在呢？为什么不像国外一样，必须“净身”以后才能到企业任职呢？这种官不像官、商不像商的状态，能让官员全身心地投入到企业之中吗？能让官员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管理企业、履行职责、科学决策吗？

　　眼下，社会各方面对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存在的管理薄弱、决策失误频繁、市场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反响十分强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对国有企业在高管管理上的非官非商表示不满。就像贵州茅台酒厂原总经理乔洪一样，明明已经发现问题，有关方面也已经展开了调查，却仍然调任贵州省国资委担任副主任。原因就在于，从省轻工业厅空降到茅台酒厂担任总经理的乔洪，在拿着高年薪的同时，一直保留着公务员身份，调任起来自然就相当方便了。这也使得乔洪在公众面前具有了两种身份，即官场的乔洪和市场的乔洪，两种身份的乔洪，自然也就有着一般人员所不具备的权力和地位。

　　除此之外，官员退休以后到企业任职的现象也是越来越普遍。据有关媒体报道，近千家在A股市场上市的国企中，49.3%的国企都聘请了前官员作为高管。在很多民营企业中，也聘请了大量退休官员任职。而更加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在聘请退休官员任职的企业中，房地产业的比重最大，也最集中。这就不能不让人感到企业高薪聘请官员任职，真正的目的并不是因为这些官员有多强的管理能力和水平，而是官员还有“余威”的身份和各种人脉关系。由于房地产业最需要这种关系，自然是退休官员最好的落脚之处了。

　　这就引出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问题。

　　虽然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各级政府就一直在研究如何解决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问题。但是，谁又能否认，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并没有因此而完全理顺。因为，政府的行为仍然对企业有着太大的影响，政府似乎并不愿意真正从对企业的干预中退出来，这也直接导致官员对企业的“价值”一直“降”不下来。

　　众所周知，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官员与企业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更多的是通过制度来衔接的，如美国在总统选举过程中，一些大的企业和财团，就可以通过捐赠资金帮助候选人竞选等行为，为候选人最终当上总统给自己所在利益集团谋取利益。前提是，这种利益博弈必须建立在制度框架内，是一种制度行为。

　　相反，我国的官员到企业任职，往往都是个人行为，是利用官员个人在官场任职时的各种关系，为所在企业谋取利益，既不是制度所允许的，也不是一种正常的行为。更多情况下，还会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干扰正常的经济行为。

　　所以，官员到企业任职的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首先，官员一旦到企业任职，就必须“净身”出门，决不能再保留公务员身份，更不能保留所谓的行政职级；第二，如果保留公务员和行政职级到企业任职，就不允许拿年薪，而只能拿在政府机关的收入；第三，对目前在企业任职，但保留公务员和行政职级的人员，必须予以清理，或退出公务员身份，或回政府机关；第四，建立健全制度，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企业任职机制，杜绝官员随意到企业任职的现象；第五，对退休官员到企业任职的问题，也要健全制度、规范行为，原则上不要再把到企业担任独立董事等作为福利发放给高级官员，减少社会负面影响；第六，加大政治体制改革力度，进一步规范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减少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