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代，危机还是不断，原因主要在于，第一，被美国房地产市场拖累。第二，“大到不能倒”原则继续有效，危机爆发以后，公共部门不得不出来埋单。第三，全球不平衡导致流动性泛滥。某些国家长期的经常账户盈余（亚洲经济体和海湾石油输出国），允许了其他国家（英国、澳大利亚、西班牙、爱尔兰以及美国）的长期赤字。第四，央行，尤其是美国央行，错误地维持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世界最主要的工业经济体，现在维持了一个非常低的利率。最后，一旦危机爆发，拯救“大到不能倒”的金融体系的后果，令快速上升的公共赤字不可持续。

　　 现在很多国家的政策瘫痪、麻痹，以历史的视野来看，这或许不奇怪。现在，我们重新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大衰退，会觉得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但在它仅仅过去三十年后，在1960年代，米尔顿·弗里德曼就明白无误地阐述出了经济大萧条的货币政策教训。贸易政策上的教训也很快被认识。在大衰退期间，保护主义者实施贸易配额和关税限制。政治学家E.E. Schattschneider对此的分析很有影响力，认为这将贸易压力的责任从美国国会转到总统。

　　 现在,我们对贸易政策的认识可能还需要上升，要看它是否有利于金融政策制定的长期改善。尤其是，要看它对金融稳定性有没有潜在的威胁风险。而且，需要限制对那些特殊部门的额外借贷，是它们令金融功能产生不协调。

　　 摘自project-syndicate，编译 严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