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杜光利 发自陕西汉中

　　城固县“法制培训班”诞生于2008年5月左右，熟悉当地政情的人士介绍，这是全封闭关押上访人员的场所，培训班的6位工作人员是从公安局、政法委、信访局、法院抽来的。据说设立“法制培训班”是一种“保健”措施，愈加必要，可以阻止有人上访。

　　从县里的“法制培训中心”出来已近3个月，47岁的胥灵永仍没有回家，在哥哥破旧的家里，胥灵永说他感觉自己像一只惶恐不安的老鼠。除了肉体折磨留下的病症，在驱之不散的噩梦中，他每次都会看到那个冷酷的空间。

　　在第二次下岗后的第六个年头，残疾军人胥灵永于2009年6月21日再次被押送至陕西省城固县的“法制培训中心”。在这个改建了新址，时钟和日历触及不到的地方，胥灵永和包括他胞弟胥灵军在内的其他上访人员，完全被限制了人身自由。

　　9个多月后，胥灵军猝死于“法制培训中心”，胥灵永等多位参加“全封闭生活”的人成了皮包骨，有生命之虞，被送往医院抢救治疗，引起家属和多位受害人控诉。至此外界才发现，“法制培训中心”用饥饿等最方便、不受制约的残酷手段折磨上访者，让其遭受巨大的苦难，最终“息诉罢访”。

　　2010年12月13日，胥灵永因弟弟之死四处寻求法律援助，再度关进“法制培训中心”，折磨重现。“漫长的饥饿，让我今生永远不会忘掉。” 这个伴有脑梗后遗症的中年人喃喃自语道。

　　2011年4月14日，胥灵永因为病症被从四道铁门把守的“法制培训中心”送往医院检查治疗，逃出厄运。自2009年6月以来，胥灵永等上访者目睹了至少20多人曾经历的时段不等、彼此一样而常人难以想象的黑色岁月。

　　“法制培训中心”仍在运行。

　　胥灵永现在一心想做的，就是将“法制培训中心”骇人听闻的事实真相，把这种跟社会不相容的毁坏生命的行为公之于众，他在等待上级的调查取证，也是在等待自己命运的转弯。

　　“法制培训班”令人齿寒

　　佝偻着背，走路踉跄着，7月13日，胥灵永被大嫂叫到饭桌前吃饭，身材不高的他没有话语，平时，感觉吃的饭好像总卡在喉部，有时喝水也会卡住。于是他给米饭里倒入开水，然后开始慢慢下咽。

　　胥灵永正为多种痼疾所苦。三年前，突患脑梗死，之后，冠心病、反流性食管炎也来损坏他的身心。

　　虽然现在又穷又残废，他当年也曾有过一段引以自豪的时光。胥灵永生于1964年，中学毕业后参军。1984年参加了收复老山的战斗，荣立三次营嘉奖。其间，在一次执行任务中，脚底部负伤，系三等乙级伤残。

　　1988年胥灵永退伍后，被安排到城固酒厂工作，2002年，因酒厂改制，他第一次下了岗。

　　如果失去了工作，无职业的妻子，13岁女儿和他就没有了经济来源，“一家三口会饿肚子”。胥灵永托人找关系，又进了厂上班，但8个月后，他第二次下岗。按照国家有关优抚优待条例，残废军人不允许下岗。但是县里的领导说，酒厂成了私人企业，也拿它没有办法。等待胥灵永的依然是下岗。

　　胥灵永第一次上访的时间是在2005年，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某些人眼里，他上访时间最长，进京次数最多，是县里一号“缠访者”。

　　而紧随其后，他的四弟胥灵军落下“缠访”的坏名声，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胥灵军小胥灵永6岁，1990年入伍，曾荣立三等功一次，在某次训练中负伤，致左腿粉碎性骨折，系三等甲级残疾退伍军人。1998年，胥灵军从城固县84号厂下岗。妻子患有癫痫病无法劳动，还有两个女儿初长成，家有负债的胥灵军去了广州打工，7年后，因为伤残部位伤痛复发，被辞退，闲赋家中。

　　兄弟俩的人生境遇惊人地重合，有些宿命，还在按一种惯性继续着。这一细节并没有引起其他人足够的注意。

　　胥氏兄弟有时是一块儿去上访，有时各自去。胥灵军先后三次赴京上访。对于认为“只是来落实工作”的胥灵永来说，上访是被迫无奈，就是要求有关部门按政策办事，但他难以理解，历时数年多方反映情况，换来的却是强行接回关押，直至后来参加所谓的“法制班”培训。

　　城固县“法制培训班”诞生于2008年5月左右，熟悉当地政情的人士介绍，这是全封闭关押上访人员的场所，培训班的6位工作人员是从公安局、政法委、信访局、法院抽来的。据说设立“法制培训班”是一种“保健”措施，愈加必要，可以阻止有人上访。

　　“法制培训班”设在南沙河原五七干校内，多位被培训者记得，2008年来此受训的共11人，其中有7名是女性。参加培训的人，由所在村镇或单位每月交500-1000元培训费。他们回忆，新来的受训者拉来后，先进行全身搜查，培训时间3－8个月不等，培训内容包括学习信访条例、道德教育、致富门道，还要出操、参加考试。

　　胥灵永发现即便考试合格、写了保证书、申请书，表现好也不能离开，意味可以离开的标志是，培训者提出先交三五千元。被培训一个月多后，胥灵永因为“在威胁下整天背记东西”而发病，送往城固县医院抢救，医院诊断其患脑干、小脑多发性梗死，这才免于继续被培训。

　　曾是全国三八红旗手、省劳模的胡彦平今年63岁，多年来认为“两级法院判决有问题”而不断上访，她说，参加培训的人每个人进去后先要挨一顿打，之后随意打骂人的事司空见惯。“副主任关鑫磊打了我一巴掌，造成我右耳失聪。” 胡彦平说。

　　胡彦平看见常常是关亲手打人，他惯用的手法是，揪住女受训者的头发扇嘴巴，有人被打掉了牙齿，有的嘴打烂了无法进食。

　　至今，让胡彦平难忘的是胥灵军的仗义之举。一次，关鑫磊在打48岁的武金秀时，胥灵军上前去制止。2008年8月的一天，关在毒打文小莲时，文的哭声很大，胥灵军看不下去，捡起一块砖头砸在关的肩膀上。

　　胥灵军的仗义，从一开始就让自己身处险境。

　　被关押的日子

　　2009年6月19日，胥灵永再次去北京上访，县里派人接他。先把胥灵永送到县里的一家宾馆，身边有10多人轮流看守他。

　　两天后，胥灵永由一群人押着来到县城东边的一处铁路旁停下，这里是县中医院的旧址，现在是精神病专科住院部。进入院子右拐，再沿着一条幽深的小径往里走，尽头是一个用两人高的高墙和铁门包围起来的独立院子。

　　铁门打开了，胥灵永被推了进去，看守者把门砰地关上，从里面上了把大锁。有人这时将胥灵永的全身搜索一空，包括他的裤带。

　　胥灵永被押着经过楼门和走廊的两道铁门，进入到院内唯一一栋二层楼里，他被投入第二号房子，房门是铁质的，上端开了扇焊着钢筋的小窗。10多平方米的房间，内有一张用三合板钉制的小床，地上放着一个脸盆和一个马桶。胥灵永看到屋内墙角还安装有监控器和喇叭。

　　胥灵永把头伸向小窗，他看到了隔着走廊另外一个屋子里向外张望的胡彦平，他还听到了武金秀、弟弟胥灵军和其他人的声音，之后，关鑫磊把脸贴到铁窗棂中间开始呵斥他。

　　这是“法制培训班”的新址，小楼是经过专门改造的，一层的10个房间，基本上一人一间关着上访者，而二层是供工作人员使用。不同的是，这里改称为“法制培训中心”，新增加了三男一女4位保安。

　　10天前，胡彦平、武金秀等人被转移到这里，也在同一天，73岁的许凤成因第九次进京上访被抓至这里。3天后即同年6月14日，胥灵军因去北京上访被用手铐铐回这里。此番受训的陆续还有残疾退伍军人姚彦强、方简明、王健、钱少军、杨新，以及该县的丁会芹、辛龙成、何忠有、王建设等人。

　　多位被培训者记得，从进来的第一天起，一连四天，不给吃饭，也不给喝水。尔后，他们按规定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先整齐地叠好被子，等房门的锁打开后，就去走廊的厕所里倒马桶，然后他们重新被锁回房里等待早餐。

　　早餐是每人一个土豆大小的馒头，再加半勺稀饭或豆浆，一口就喝光了。胥灵永在单位管过职工食堂，他知道这些加起来只有一两的量。工作人员再通过监视器强迫这些受训者在屋里走圈圈，通过喇叭听主讲者用冰冷的语气念文件。

　　多位被培训者说，这里一天两餐，不供应饮水。晚餐一般是机器压的面条，每顿连汤只盛两小勺，汤里的面条不足两寸长，有人最多时得到21根。此外他们一整天被锁在屋内，不准躺下，只让站着或坐在床边，晚上10点才让睡觉。若有两人同处一室的，绝对禁止相互交谈，发现有违反的，就要受到两天不给饭吃的处罚。

　　因为有病，从2009年6月11日到2010年3月18日晚上被放出来，胡彦平记得自己共喝了27小塑料杯的水。这是他人绝对不会有的待遇。

　　“在那里的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一直没有离开过你的感觉就是饥饿。”胥灵永说，饥饿成为一种控制、折磨人灵魂的魔鬼。应该说刚吃完还是饿的，所以刚吃完就盼着下一顿。

　　关押期间，没有毛巾，甚至连卫生纸也不提供，受训者不能和家人见面，送来的棉衣鞋袜等生活必需品不给转送。他们无法刷牙、洗脸、换衣服。长期饥饿让有的受训者出现了视力模糊、牙齿松动的现象，有的患上了肠胃疾病。几乎每个人开始10多天艰难地解一次大便，“粪便像羊屎蛋一样”，解手时或扶或坐在床沿上，这样防止自己晕倒后受伤。

　　相互眼看着每个人都变得皮包骨头，羸弱不堪，从恐惧、愤怒到悲观，受训者的意志在饥饿、孤独中开始逐渐瓦解。隔壁房间也曾传出啼饥号寒的求饶声。

　　“我原以为胥灵军在这里会服软，但实际上，他打抱不平的脾性没有改变。” 胡彦平回忆说，38岁的杨新来到“培训中心”门口执意要探视被关押的战友，争吵令关鑫磊大怒，关和另外两个保安将杨强行抬入，和许凤成关在一室，不给他加床。因为受冤，不堪遭受折磨，杨将头朝墙上猛撞，皮肉都粘在墙上了。一天，杨新行为失常，掐住许凤成的脖子不放。杨新还在屋外被打得小便失禁。这些时候，听到状况的胥灵军便在屋里进行抗议，他艰难地透着墙壁一人多高处的小铁窗朝外看，大声制止。

　　毫不例外，胥灵军因此而受到惩罚，两三天不给饭吃，但是再有工作人员随意打骂受训人员，他还是尽自己所能试图阻止暴行。

　　据胥灵永等人回忆，之后胥灵军一脸胡子，看上去又脏又瘦，越来越没了人形，根本不像以前那个结实强壮的退伍军人。

　　不仅仅是饥饿

　　发现受训者经常有晕倒的情况，“法制培训中心”找来乡医或是精神病专科的医生，量血压，定期体检，但很少有人能吃到药。每到晚上，许是怕受训者出现身体意外，常常半夜里把他们挨个儿叫醒一遍。

　　多位受训者回忆，市里等一些管信访、政法的领导都出现过这里。看到“法制培训中心”无任何关押文书、被关的是无任何犯罪行为的人，有几位领导要求废止这一非法场所。

　　关鑫磊曾对受训学员讲，“法制培训中心”是县里设立的，自己只是行使一种职责。放出来的条件是要叫学员“息诉罢访”为止。但这无标准可言，即便认为表现得好，离开时，保证书、申请书、保证金和担保人都是不可或缺的。

　　被培训的日子里，也并非每一刻都是绝望的。工作人员里，一位姓江的中年人让大家感到一点短暂的温暖。他会为这些时刻锁在房间里的人偷偷给予照顾，同情泛在他的眼睛里。

　　遇中秋节、春节，才有点加饭，有时中午添加一点蒸米饭的汤。而罕见地组织学习，组织打麻将、扑克等活动，包括那次吃了几个野菜饺子，都有保安在一旁拍照。

　　在院子里栽树，种蒜苗，帮工作人员倒垃圾是学员最可期待的事，这才可以呼吸到院子里的空气，有机会看到防暴犬“拉索”啃骨头的样子。自然这属于一种特别奖励。

　　2009年第一场大雪之后，屋子里顿时冰寒侵骨。胥灵永发现，弟弟胥灵军仍穿着刚进来时的那件脏污的T恤衫，一条单裤，光足穿着凉鞋。而胥灵军并不特别，其他人大都穿着凉鞋，单衣薄裤，有人脚后跟冻得流血。胥灵永身有重疾，工作人员才找来四条单裤，让他套穿着御寒。他脱下一条裤子，连同一件旧军装，求人送给了弟弟。

　　几个月前，胥氏兄弟等7名伤残退伍军人同意了县里每人每月发给800元生活费，外加安排廉租房的安置办法，后来，其他5人相继离开了，胥氏兄弟也写了不再上访的保证书，但仍对他俩实施关押。据胥灵永说，关鑫磊曾瞪着眼睛当面说，要用最原始的办法对付他们兄弟俩。

　　2009年深秋的一天早上，经获准，胥灵军和胡彦平在六七个人的跟随下，抬着大塑料桶走出大门外倒垃圾，在垃圾堆上看到半个桔子，它烂得发了霉，胥灵军扑上去，捡起来就吞进嘴里。胡彦平目睹有人冲上来，将胥灵军嘴巴里的桔子掏了出来。这以后，就不准他出来了。

　　2010年3月初前后，胥氏兄弟被安排在了一室。胥灵永的双腿已经变得僵硬，连饭都不能打，才让胥灵军日常照顾哥哥。

　　饥饿不断消耗着肉体，胥灵军的大腿和小腿几乎一样细弱，那形象很吓人。

　　早上，胥灵军迟缓地给哥哥擦脸，用双拳无力地帮哥哥捶打着腿部。接下来，有人用喇叭命令他，让他背哥哥在屋里转圈圈，一两圈后，胥灵军用尽了残力，脚下却不听使唤，有时会重重摔倒。

　　喇叭里随即传来的呵斥声被大家都听到了。胥灵永不忍弟弟受体罚，他滑下身体，兄弟俩一起扶着墙完成规定数字。

　　当两个瘦骨嶙峋的身体并排紧挨坐在床上，还能彼此获取温暖。虽然有禁令，但晚上，胥灵军还能找到机会，弱声弱气地对哥哥说，等他出来了，到西藏买些虎骨和羚羊角，彻底为哥哥治病，还要带哥哥去甘肃吃最好的羊肉和揪面片。他们都想把注意力从饥饿里引开。

　　而房间的阴影中，胥灵军的动作是那么艰难吃力，还有胥灵永亦是无力动弹。胥灵军已经端不起一小盆水，他在床上叠被子的动作，好像永远也不会结束似的。因为被子没按规定叠好，他又被罚不能吃饭。

　　有一次打饭时，胥灵军看到走廊的桌子上撒有几根面条，拨拉到碗里，准备回房，结果碗被关鑫磊打翻在地，胥灵永回忆说，从2010年起，改为一日三餐，中午多供应一两饭，但他们还是太饿。

　　胡彦平说，有天晚上，胥灵永有病，另外给他做了一点饭，碗中的热气在兄弟两人中升起，带有一种本能，胥灵军尝了一下看烫不烫，躲在门外的一伙人将他抓到另一房间，逼他承认，是他一直偷吃哥哥的饭，才让哥哥的腿不能动。胥灵军音调凄切直喊“冤枉”，脑门在地上碰着，血流了出来。

　　胥灵军患重感冒，从床上摔下来，才给他输了液。胡彦平给他们兄弟俩端饭，她看到胥灵军闭着眼睛，说自己“饿得很”，而他的哥哥则吞声饮泣。

　　死亡的阴影步步逼近。胡彦平和胥氏兄弟的房间是门对门，她回忆，胥灵军临死的前两天，早晨刚打了饭，正转身时晕倒了，盛饭的塑料碗摔出了老远。有人揪住他的后脖领，试图将他提起来，但不成功，最后几个人架起他回了房。

　　2010年3月17日，兄弟同处一室18天左右。这天早晨，胥灵军忽然盯着墙上的铁窗，说了三遍“杏花开了，红红的”。胥灵永努力地接近那窗户，看到的只是一个刚发了芽的树冠。

　　那天晚上，胥灵军要水喝，值班的人不允许。“哥哥，我今晚太想喝水了。”胥灵军的声音很低。胥灵永看见弟弟下沉的身子异常吃力地往床上爬。“你不要紧吧？”弟弟没有回答他。

　　命断“培训班”

　　2010年3月18日早6时，胥灵永没有叫醒弟弟。听到他的呼号，关鑫磊打开门锁，将胥灵军抱着走了出去。

　　胥灵军以猝死走完了在“法制培训中心”9个月零4天的光阴。当天下午，县上有关领导来“培训中心”查看。晚上，胥灵永、胡彦平、武金秀等10人被送往医院救治，或被相关单位接出。胡彦平原来108斤的体重已不到65斤。

　　也在同一天，村干部通知胥母去维多利亚宾馆，老人嗅到不祥，有人才说胥灵军死了，尸体在县医院太平间。

　　大哥胥长新说，两个弟弟在“法制培训中心”期间，家人亲属多次前去探视，均遭拒绝，甚至遭打骂而回，四弟死得蹊跷，所以当天拒绝认尸，不过，他承认，第二天，县政法委和公安局的人再催认尸，家人态度就变了。

　　但认尸先要答应不准带手机，不许拍照条件，并要签字确认。白布滑落，胥家惊愕见到的几乎是一个骨架，最后从尸体左腿上缝有三针的伤口上，才确认是胥灵军的尸体。胥家后悔没有带着照相机拍下胥灵军的惨相。

　　在巨大的悲痛中，胥家拒谈解决方案。最后县里来人说，先解决活人问题，之后会给死者家属一个圆满的答复。

　　20多天后，县里派人逼着和胥家签协议，胥灵军77岁的母亲获得一次性救助26万元，他的妻女一次性补助44.8万元。签字时，胥家要求，对胥灵军的犯罪行为要依法查办，但这没写进协议里。

　　一个月后，汉中市公安局法医对胥灵军进行尸检。在尸检现场，胥长新眼见四弟的胃里没有一点食物，只有硬币大的两个冰碴块。让胥家气愤、心寒的是，尸检完毕，胥家不同意火化尸体，胥长新说，县工作组的人威胁不签字要承担责任，不给兑付补助，他们只好签了字，最后胥灵军的尸体被火化了。

　　此时，胥灵永正躺在病床上。当亲友们相拥而泣时，而他却显得没有什么心思。

　　之后，当地派出所的所长与县里的几名干部来到胥家，宣读胥灵军尸检鉴定文书，胥家人听他们念道：胥灵军的死亡是因支气管炎等疾病导致的。

　　胥灵军惨死后，胥家向当地检察院、法院递交诉状，但至今没有立案调查。

　　一次，上初三的16岁女儿到医院看望胥灵永时说，“爸爸，相信国家会有人站出来为我们主持公正。”这让他很感动。

　　胥灵永出院后，再次赴西安、北京上访，与以前不同，他多了一项为死去的弟弟鸣冤的使命。

　　2010年12月13日，再度被关进“法制培训中心”，折磨重现。4个月后，因再次患病才逃出这个令人恐惧的冷酷空间。

　　胥灵永出来时还带着一个托付。走出铁门的前几天，也是第二次回来的武金秀趁给走廊消毒之机，扔给他一叠卫生纸，交代胥，按卫生纸上面的电话号码，找她一个有能力的朋友，将卫生纸转交朋友，让快来救她。

　　胥将卫生纸藏于鞋垫内，再塞进裤衩里，偷偷带了出来。这个1米多长的卫生纸上，是武金秀好不容易写下5000多字的控诉信，多是指证自己所遭受的折磨。

　　胥试着打武金秀那位杨姓朋友的手机，但对方说“这是政府行为，我管不了”，后来他又发短信，但发出的短信没有任何回复。

　　按胥、武约定，胥出来就到武的一个朋友处，找武留的电话号码联系。然而，至今仍没有杨的来电，他开始由己推人，担忧这个身体扁塌的女人，是否还能撑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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