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租房邻居不堪其扰，群租客安全无法保障，租金“跳涨”租客很受伤……针对房屋租赁市场的种种乱象，昨天北京市政府公布实施新修改的《北京市房屋租赁管理若干规定》。新规首次明确，在租赁市场短期内出现租金较大波动等异常变化时，政府可采取临时干预措施。针对去年北京租赁市场曾出现过的中介大肆哄抬租金的情况，新规从稳定租赁市场方面作出了规定，并明确出租人不得擅自缩短租赁期限、增加租金。(7月14日《京华时报》)

　　租房市场和商品房市场关联度之大已经超过了人们的想像，在国家政策层面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堪称严苛的条件下，压力最终传导给了租房者也是不争的事实。

　　北京新出台的《北京市房屋租赁管理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新规”)虽然已经滞后了，但积极的意义不容抹杀，地方政府开始注意到了租房市场的无序状态，试图做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平抑租房市场狂飙的价格。

　　北京房租价格的“跳涨”在时间上与国家房产调控政策几乎是同步产生的，通过租房市场的价格杠杆挤压购房观望者买房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在房地产商搭建的利益链条中，房屋中介是最末端的神经部分，其寄生性和市场敏感度决定了租房价格与购房之间的关系——租房价格的心理承受能力的底线就是购房行为的出发点。

　　租房的房源被房屋中介的绝对控制使得房屋租赁市场价格跳涨成为必然。北京十年前的房屋租赁基本上处于自由市场的状态，绝大部分的房主和租房者自行建立租赁关系，签订租赁合同，双方履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近十年间，租房市场的房源已经被房屋中介垄断，且有政府以社会管理之名支持房屋中介控制租房市场，房屋中介公司各项成本开销、盈利预期以及政府相关的管理成本一股脑地附加到了房租内，房主与租房者同样支付一定的费用给房屋中介公司，而因租房发生纠纷的数量并没有比房屋中介公司进入租房市场之前减少。

　　房租“跳涨”从2009年7月开始，最近三年，每到7月大学生毕业季时房租都以200-500元的幅度跃进。截止今年7月，北京一居室租房价格最低价已经飙升至2300元，在物价上涨因素的作用下，许多租房人迫不得己地选择合租、群租的方式，由此带来的扰民、环保、安全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却没有人质疑这些原本与租房房价跳涨不止关系密切。

　　房屋中介在前台推动房租跳涨，房地产商在后台鼓吹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失败，地方政府的政策出台却有心无力。“政府可采取临时干预措施”的政策无异于纸上谈兵，房屋中介公司的症结不除，租房价格就不可能回落——房屋中介公司上缴的各项费用无疑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地方政府是没有勇气自断其臂的；况且，三年以来的房租价格跳涨幅度早已经超越了市民阶层收入增长水平以及CPI的增长幅度，“临时干预措施”无疑是画饼充饥式的安慰性政策。在近年的房租跳涨中，房屋中介公司普遍采取的是胁迫、利诱出租人更改、撕毁合同提高房价，造成房租市场大面积上涨的既成事实，但在新规中几乎看不到政府对房屋中介公司的任何限制。

　　北京居不易，北京城郊唐家岭地区一度因低廉的房租价格而聚集了大量的城市低收入人群，互联网由此创造了“蚁民”的词汇，后因北京城市规划唐家岭大面积拆迁成了历史。今年媒体关注到昌平史各庄地区已经成为新的唐家岭，大学毕业生们因为支付不起房租只能选择在郊区城乡结合部，更多的则逃离北京，逃离北上广的风潮中相当一部分原因是房租太高。

　　没有人会怀疑地方政府出台政策的目的，但检验政策的结果只能是看对市场的作用，当审视新规出台，根本看不到解决问题诚意时，各种由房租引发的社会问题只能是愈演愈烈。(吴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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