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羊肉串助学大叔和陈光标同获中华慈善奖

　　对待慈善事业需要宽容和信心

　　“我叫阿里木江·哈里克，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静县，维吾尔族，大家都叫我阿里木。”在人民大会堂，一位带着维吾尔族小帽的胖大叔走上讲台，这是他的开场白。他就是“卖几十万根羊肉串助学的新疆大叔”，他的事迹最近得到传播，感动了数不胜数的中国人。

　　“我想，自己当年就是因为贫困失学的，没读书缺文化，我现在只会烤羊肉串，绝不能让那些贫困孩子和我一样。所以我决定把钱捐给贫困学生。”阿里木江·哈里克说。

　　今天上午，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政府最高奖“中华慈善奖”在北京揭晓，“中国首善”曹德旺、阿里木江·哈里克、陈光标等100名个人、机构和团体、项目获奖。

　　两位知名“慈善人物”

　　今天，阿里木江·哈里克用带着新疆腔的普通话，讲述了他的故事。

　　“我1971年出生，父亲早逝，母亲拉扯我们7个兄弟姐妹艰难长大。为了生计，1997年，我背着烤肉炉子踏上南下的火车，开始了打工生涯。2002年年初，我揣着仅有的10块钱，流落到贵州毕节市。在我人生地不熟、陷入绝境时，一位汉族酒吧老板伸出援手，借给我100块钱。靠这100块救命钱，我开始了在毕节卖烤羊肉串的生活。”

　　“2002年4月，我路过贵州镇远县时，碰到森林火灾，当时我想都没想，就冲上去参与扑救。山火扑灭后，当地政府坚持给我300元钱奖金。我不是冲着钱去救火的，攥着这笔钱，我感觉内心不安。”

　　后来，阿里木知道了毕节学院有一个叫赵敏的学生，因为母亲去世，面临辍学，他就拿着这300元奖金，又凑上200元卖羊肉串的钱，送到毕节学院。看到赵敏双手颤抖着接过钱，眼里闪着泪光，阿里木说：“这时候我的心震撼了。我第一次感到，很少的500元钱，对贫困生却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

　　2006年10月，阿里木零零整整地凑了5000元，送到毕节学院，表达了想向贫困学生献爱心的愿望。毕节学院接受了这份钱，校方又加上5000元，设立了面向贫困学生的“阿里木助学金”。一年后，第二笔“阿里木助学金”在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设立了，20名毕节籍贫困新生每人获得500元资助……“从2002年到现在，有多余的钱了就去资助，攒下的10多万元陆陆续续都捐出去了，估计有好几百名学生受益了。”

　　“有人说我阿里木傻，自己租的房子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穿最便宜的衣服鞋子，吃的是开水泡馕，何苦呢？可我觉得，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才是物有所值。”

　　“这几年，我做的事不多，社会却给了我很大的关心、很多荣誉。在这里，我感谢关心我的每一个朋友，也请你们相信，我不会被这些美丽的光环冲昏头脑，我会始终保持本色、保持质朴，继续奉献我的爱心，永远做那个卖烤羊肉串的阿里木。”说到这里，这个新疆汉子举起拳头，在空中有力地一挥。

　　而因“高调慈善”备受争议的陈光标，也成为了本届20个“最具爱心行为楷模”获奖者之一。

　　今天，陈光标发言说：“我走过了十几年不平静的慈善事业之路，都是想让自己的慈善行为在形式上不断创新，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参与慈善事业。最近我又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我以前不会唱歌，最近学了10首歌，准备到云贵川等地区开善歌演唱会。以前我们发红包，这次是尝试如何用钱产生精神上的扶贫，我想请大家给我提宝贵建议和意见。”

　　“慈善公信力风暴”，谁最受伤？

　　“过去5年，是公益慈善组织蓬勃发展的5年。”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在今天上午举行的第六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上评价说。从2005年年底到2010年年底，依法登记的各类社会组织数量从31万个增加到44万个，基金会的数量从975个猛增到2200个。

　　我国的民间公益力量，已在汶川大地震、南方雪灾及水灾等诸多灾难中壮大。李立国回顾，2006年，社会捐赠总额首次超过100亿元，以后逐渐大幅度上升，2008年突破1000亿元，5年社会捐赠款物合计超过3000亿元。

　　但最近因为网络连续拷问慈善公信力的“舆论风暴”，中国公益慈善界的信用再次遭受沉重打击。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最近曾说，网络微博(http://weibo.com)的质疑风暴“其实反映出公众对于公益界不透明的不满，正好大家都发泄在我们身上了”。

　　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认为，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是当下普遍缺少的。众多网民质疑公益事业：“我们现在还能相信什么？还有什么值得相信？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管，此类质疑将层出不穷！”

　　不少关心公益的知识分子也忧虑这一“质疑风暴”的走向：“在质疑过程中，慈善者同样会有损耗，因为不能信任公益机构，善心人士不得不自己与被救助者对接，既失去了专业性，又搭上了高成本。最终，整个社会的运作成本高到不可承受。”

　　从事公益行业的人已感到了这一忧虑的实际影响。国内一家著名公益基金会为南方水灾筹集物资，遭遇了尴尬。谈妥的捐助企业在最后关头反悔了：“最近微博上这些事情都爆出来了，还给你们捐什么呀？我们看到以后决定，谁家都不捐了。”

　　而在网上，“以后再也不捐了”的公民评论，就更是成千上万。

　　“有人用脚投票，看到一点点负面新闻，就说再也不捐赠了，但我认为他们还会回来的。”金锦萍说。“中国的捐赠者很多是盲目的捐赠者。比如，捐款多的组织不见得是好的组织，公众应该学会分辨。”

　　对此，本届“中华慈善奖”的20名“最具爱心捐赠个人”获奖者之一、香港旭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钊有自己的看法。“中国的慈善事业不是发展太慢了，而是发展太快了。中华慈善奖都才设立6年，而社会捐款已经达到如此大的规模，因此会有问题暴露出来。”

　　他认为，对于逐渐进入发展轨道的中国慈善事业，还是要宽容、有信心。“不能因为某一个慈善组织出了一些事情，就全盘打击、否定。”

　　在这次“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上，民政部还发布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11年～2015年)》，明确了今后5年慈善事业的发展目标和任务。

　　对于公众关心的慈善公开透明问题，指导纲要列出了“完善慈善事业监管体系”这一目标：“推动慈善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完善捐赠款物使用的查询、追踪、反馈和公示制度，逐步形成对慈善资金从募集、运作到使用效果的全过程监管机制。建立健全慈善信息统计制度，完善慈善信息统计和公开平台，及时发布慈善数据，定期发布慈善事业发展报告。”

　　“加强对公益慈善组织的年检和评估工作，重点加强对信息披露、财务报表和重大活动的监管。对慈善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严肃查处。”

　　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峰坦率地提出，公民对公益机构问责要理性，慈善是需要成本的，捐款不是自己长翅膀飞到对方手里的。“从事慈善的人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他们也得吃饭。这些工作的费用是客观发生的，我们愿意接受理性问责。”何道峰说。

　　基金会中心网理事徐永光呼吁，公众要变成明智的、理性的捐赠者。“网友们与其在那里说，不如行动起来。中国这么多公益慈善机构的素质的确是参差不齐的，要靠公众去考察、选择基金会，‘把我的钱投给我最信任的基金会’，这样，运行良好的基金会才能脱颖而出，才会实现中国慈善机构的优胜劣汰，慈善生态才会优化。”

　　（责任编辑：马常艳）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