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区波及2000余名官员命运；“三定”方案尚未形成

　　　【官员样本·公务员盛立（化名）】

　　　去年7月中旬，北京确定四区合并后，盛立（化名）选择离开原崇文区，到一家新单位工作。“没有什么对和错，也无法衡量得与失。”盛立说，他当初只是想到自己想去的地方。

　　　据官方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四区合并，曾波及原东城、西城、崇文、宣武2000余名官员的命运。

　　　下班后，盛立打了1个小时乒乓球，又到附近的林阴小路上散步，7月8日晚上7时30分整，盛立准备驾车回家。“晚高峰差不多过去了，不堵了。”这样规律，还可以躲避早晚高峰的新工作、新生活，盛立过了近一年。

　　　不过，对去年7月的区划调整，盛立一直难忘。

　　　人事调整突然而至

　　　盛立说，东西城合并前，按北京城区部门编制的惯例，同事曾粗略测算了新东城区的处级干部数量，结果表明，原崇文区的处级干部，至少30%要面临分流。而在此之前，原崇文区一局级职位，正拟调整，相关候选人已产生。不过，随着新东城区的产生，该职位也随之冻结。

　　　在一些同事的猜测中，原崇文区与原东城区的合并步伐，快速推进：一周后，四套班子搬家，两区集中办公；半月后，新东城区委13人领导班子确定；三周后，新东城区委领导分工公布。

　　　这时，对区域合并“迅雷不及掩耳”的做法，盛立和同事们开始领悟到其用意。城区合并最大的难点和最敏感的环节，就在于人事安置。因此，高层一直在运筹帷幄，但为避免反弹和压力，相关安排均处于绝对机密状态，“一旦公开，想做什么都来不及。”盛立说。

　　　40余名处级干部未消化

　　　“东西城合并，精简的是塔尖，也就是局级和区属委办局的一把手，这有数量和岗位限制。”盛立说，处级干部没有减多少，区属委办局的副职反而大幅增加。

　　　盛立举例说，由于原东城区、原崇文区的处级干部全部留任，这样一来，比如新东城区的园林绿化局，处级干部多达9人，比其他区县高出一倍。“原来，一个副区长负责四五个以至于更多的科室，现在只负责两三个。”

　　　盛立认为，受上述简单“叠加”式人事调整模式的影响，精简机构，提高行政效能，降低行政成本———这一城区合并的初衷，暂未达成。原崇文区200多正处级干部，只有40余人未到新东城区工作，仅占20%，剩余百余人都已消化到新东城区。

　　　盛立说：“出口太少，自然离休或可以提前离休的人员，少之又少。”市级部门提供的岗位，更有限，至于外调学习挂职锻炼的机会，也是凤毛麟角。这几种人员分流安置的主要手段，都解决不了多大问题。“只能把人集合到一起，因为人家也没有过失。”

　　　个人锻炼机会或减少

　　　在新东城区办公大楼里，盛立只工作了几天。

　　　正当同事们为前途顾虑时，他接到新的人事任命函，告别区县干部岗位，开始到新单位任职。

　　　其实，在人事分流调整最敏感时期，盛立拿到的这张人事任命函，与四区合并没有关联。他说，早在去年年初，他已开始和这家新单位沟通。

　　　时隔一年，盛立推测，如果当初他选择留下，极有可能还在原来部门、保留原职级，负责相似工作，“其实，就是把两个区两个相同部门的人马，合到一起办公，个人负责的具体工作肯定会少。”在他看来，“1+1≈2”的人事调整结果，缩减了个人的锻炼机会。

　　　“三定方案”尚未形成

　　　盛立选择离开新东城区的另一个理由是，担心自己不能很快适应新单位的部门文化。

　　　盛立了解到，截至目前，个别同事还没有适应新的部门文化，虽在一起办公，但工作方式、工作习惯，仍没有跟原东城区的干部合二为一，“私下里还是有小圈子，比如吃饭，都是两张桌。这也很无奈，不是几年就能解决的问题。”

　　　北京市编制办公开发布的信息显示，虽然已并区一年，但截止到本月，新东城区定机构、定编制、定职能的三定方案，还没形成，据此，盛立认为，人事分流安置虽然结束，但是人事安排仍处于过渡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