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波

　　7月16日，南科大第一届理事会召开。校长朱清时在报告中提到，南科大将设中共南方科技大学委员会。据报道，这次出席会议的南科大理事一共20名，包括政、商、学界人士，其中有一半是厅局级以上官员，还有6名大学校长和4名企业董事长。同日，南科大的副校长人选也终于揭晓，现任上海财经大学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院长覃正受聘担任南科大副校长。

　　对南科大改革的最新进展，一些媒体和评论人士，是不以为然，甚至颇为失望。这也不出意料。媒体与评论者纵有千般好处，总难免有“好大喜功、求全责备”的天性。更何况，之前对于南科大，舆论又曾寄予如许厚望。现如今，虽有“理事会”之名，但“政学”未分，南科大理事长一职尚由深圳市市长担任，这不是“换汤不换药”，“还不如不改”吗？

　　但就南科大改革而言，“好大喜功、求全责备”，委实难有推动之效。断言南科大改革将成“南柯一梦”，更是为时尚早。

　　舆论对南科大寄予厚望，是因教育改革多年来彷徨难进，关键领域更几近停滞。南科大横空出世，自然让久抑的理想情愫有了牵系之处。对南科大改革进程的评判，不免以“与旧体制决裂”为佳，以“一步到位”为上，潜意识里，把南科大当成了教育改革的样板。

　　大凡改革或改良，渐进是题中之义。改革的大方向固然大致可定，但具体的路径，却不止一条。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变迁，更不能靠单点突破毕其功于一役。形象点比喻，改革路径遵循量子物理，不是牛顿物理，成败与否，优劣与否，只能说概率，却难言必胜或必败。好比天气预报说降雨概率20%，不能因为下了雨就说预报不准。改革成效，更要依群体效果判断，譬如向一条线投掷小球，多扔几个，总有一些更靠近目标线。扔得越多，到位的几率就越大。以此而论，南科大只是扔出去的第一个球。孤立地看待其“投掷”效果，价值寥寥。

　　何况具体到南科大改革，很多事成败犹在未可知之数。如设立中共南科大党委，以及政商人士列席南科大理事会的比例，或会引发对未来南科大是否终难脱离高校行政化阴影的担忧。但实际上，改革进程中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实难一概而论。二十多年前，笔者就曾对有国王的英国如何同时是“民主国家”这一“矛盾现象”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才明白，形式与内容不必一对一，“旧瓶装新酒”也能很可口。

　　所以，重要的是新的南科大在具体运行中，倘若党政不分家，若不能向有利于发展的方向改革，则南科大今后的空间自必越来越逼仄；这两点若有改革余地，则将是“旧瓶装新酒”的一个新例。而从现有局面看，以上问题尚难得出确定结论，也便给南科大改革的前景，留下了足够想象空间。

　　历史地看，改革以“旧瓶装新酒”的路径进行，有成功有失败，成功的概率大些；另起炉灶，也有成有败，悔之莫及的时候却多些。若依之前离开南科大的香港科技大学3名教授之见，改革要“一步到位”，正如要秦人做草书，其实忽略了很多现实国情。

　　何为现实国情？就南科大改革而论，中国高等教育连“自主招生、自授文凭”的槛还没过是国情，北大、清华在以培养政经精英自傲、某些名校汲汲于无所不用其极地“抢”生源是国情，政治体制改革仍待推进、官本位依旧牢不可破，二十多年前就提出的“党政分开”至今已寂寥无声就更是国情。只强调国情而抗拒改革，自是“别有用心”，只强调“一步到位”而漠视现实国情，同样是TOO SIMPLE，是要南科大承受不能承受之重。

　　改革之难，大动大阻力，小动小阻力，越是触及核心架构，阻力越大。南科大要想前行，真正的困难只怕还在前方。教育体制改革并非当今需只争朝夕攻克的核心领域，不要说南科大并未“避重就轻”，就算是“避重就轻”，又何错之有？

　　当然，南科大改革的现实路径，往好了说，是“怀抱理想，脚踏实地”，难听一点讲，也可谓不得已。不过，凡事既属博弈，何为主动为之的策略，何为被迫为之的妥协，殊难分清。阿Q式的精神胜利诚然无益，但更糟的，是一味围观先露头的改革者，各自以理想化的标准要求，似乎非不怎样，便辜负、背叛、欺骗了公众；一旦稍有差异，便轻率地宣判“死刑”。

　　从这个角度看，南科大主要的价值，是使变化成为现实，并进而成为趋势，所谓引动潮流者，莫过如此也。至于每一个具体举措的正确与否，成败得失，倒在其次。只要改变蔚然成风，走回头路便难；不走回头路，改革便不是空梦一场。不妨套用舒婷的诗句：与其在悬崖上哀悼“改革已死”，不如看同志者日拱一卒。这不仅适用于南科大，也适用于今天的每个改革领域。

　　作者系知名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