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云南还有一个跟李昌奎案一样的案件。2008年在昭通卫生学校上学的21岁女孩吴倩，被一名叫赛锐的男子刺了27刀不幸身亡。2009年5月，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赛锐死刑。随后，云南省高院将此案改判为死缓。并且，连改判理由都惊人的相似：“鉴于赛锐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从轻处罚”、“本案系情感纠纷、矛盾激化而引发，对赛锐可酌情从轻处罚。赛锐属应判处死刑，但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

　　其实，依笔者看来，无论是李昌奎还是赛锐，其罪行都比药家鑫重，药被执行了死刑，此二犯却被判处死缓，明显是法律适用的不公平，破坏了法制的统一和严肃性。

　　但有人说，李昌奎、赛锐与药家鑫案不同，是“情感纠纷”，药家鑫则是针对不特定的人杀人。那好，我再提供另一个现实发生的案例，来说明我的观点。

　　2007年12月，因猜忌妻子有外遇，北京男子吴某勒死妻子后焚尸灭迹。一审法院以“吴某能够如实供述犯罪行为，且其家属赔偿了被害人亲属部分经济损失”及本案系婚姻家庭矛盾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为由，对吴某判处死缓。检察机关认为，对于发生在家庭内部针对亲人的犯罪，仅仅因为是婚姻家庭中引发的案件就从轻处罚，不但与法律精神不符，对被害人也是极大的不公平。北京高院认为，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以及认为原审判决量刑不当、建议改判的意见，理由充分，应予以采纳，于是二审改判吴某死刑，并且得到了最高法院的核准，吴某最终被执行死刑。

　　北京这起案例与李昌奎案、赛锐案比较相似，都是所谓的“情感纠纷”案件，都有自首或坦白的情节（云南两起是自首，北京一起是坦白，自首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坦白是可以从轻），都没有得到被害人家属的谅解。我想问的是，同样是“情感纠纷”案件，同样在共和国法院作出的判决，为何在北京的就是死刑，在云南则是死缓呢？“情感纠纷”到底能不能成为罪犯的免死牌呢？

　　不错，最高法院是出台了“因民间矛盾、婚姻家庭矛盾或邻里纠纷引发的案件，适用死刑要十分慎重”的刑事政策。但是，最高法院并没有说，这一类案件就一定不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是要根据具体情形区别对待。显然，云南高院将最高法院的刑事政策当作了免死牌，而北京高院并没有这样认为。

　　其次，所谓“民间矛盾、婚姻家庭矛盾或邻里纠纷”的案件适用死刑要慎重，那是因为这些案件往往是事出有因，双方都有过错，针对的是特定的人。而无论是李昌奎案、赛锐案还是北京吴某案，被害人并没有过错，罪犯是无理取闹且手段极为凶残，从轻根本没有理由。云南高院简单地将被害人与罪犯有过关系认定为从轻理由。而北京检方和高院却准确地指出“仅仅因为是婚姻家庭中引发的案件就从轻处罚，不但与法律精神不符，对被害人也是极大的不公平”。特别要指出的一点是，北京高院的这起改判，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

　　（杨涛，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