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俄罗斯、东欧问题研究专家金雁认为，东欧经济转轨的过程，其实是各个阶层、各个商会的资源挪移的过程，是各种商会、工会、外资和工人的博弈过程。可能这种“交易成本高”的方式，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付出的代价反而会小很多

　　苏娅

　　“当世界在我们面前越来越清晰的时候，东欧的面貌却越来越模糊。”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苏联－俄罗斯、东欧问题研究专家金雁，在其新著《从“东欧”到“新欧洲”》发布会上，作了上述概括。

　　一个易于忽略的事实是，一直以来，东、西方对彼此的认识更多来自符号层面，囿于封闭的信息与舆论上的误读，对话的障碍一直存在。“而经历了转轨的东欧诸国的处境如何？”这一问题，更是一直未进入学术研究与公众认知的视野。

　　上世纪90年代开始，金雁数次前往原来的“东欧”——今天所称的“新欧洲”——学习、生活和考察，20多年来，对东欧国家转型期的历史及其政治思想等诸多问题进行观察和研究。这些研究所得，成为《从“东欧”到“新欧洲”》一书的主体内容，于日前结集出版。

　　转轨时期的“东欧”国家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现实？这些现实，有何经验价值？针对上述问题，金雁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采访。

　　第一财经日报：当时经历剧变的政治风云人物，今天的状况如何？

　　金雁：这些人基本都退出一线了。2009年，剧变的推手们在伦敦经济学院举办了20年纪念研讨会，包括哈维尔、布泽克等当时的一线人物，或剧变后的第一任总统、总理都到场了，他们有些总结：民众是非常容易忘怀的，不会感恩的，更何况剧变之后，经历经济转轨，人们早已抛弃了剧变之初所有的浪漫。剧变之前，人们都有一些浪漫的想法，认为从“共有”到“私有”是很简单的事，没想到迎来的却是个漫长的、痛苦的时期。而且，这些推手级人物很快就被民众遗忘了。

　　他们挺失落的。当然这其中很多人也是过渡人物，他们在“破”的时候充满激情，“破”的那一刹那是容易的，但“破”之后，对于要一个什么样的制度没有充分准备。事实上，剧变之初产生了很多明星式人物，因为老百姓觉得脸儿熟嘛，就盲目地把这些人物推到前台，但看得出这些人物在管理实践、外交经验等诸多方面的不足，这些过渡性人物转眼被专业性人物取而代之。

　　日报：高压的社会管理体系崩溃之后，这些国家并没有出现大的社会波动，在你看来，其社会稳定是基于哪些条件？

　　金雁：第一它们都是二战之后，才开始走向苏联模式的，最多不过40年历史，这一时期，虽然苏联大兵压境，或者对这些国家进行大规模的苏联模式的改造，但对整个社会层面的影响远远低于苏联本国。像捷克本身是发育非常良好的市民社会，原有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本身有修复功能，比如说社会的救济功能、文化重建功能等等。再一个，1956年之后，这些国家中起码有2％的人流亡，这些人带回来的信息也比较多，很难完全屏蔽。加上它的社会建构比较完整，一个制度垮了之后，因为有社会建构的支撑，整个社会不会太乱。打个比方，像意大利这种国家经常换政府，社会却很稳定，老百姓不管你制度如何更替，政客轮番更换，老百姓在社区过日子，有什么问题由社区解决，都是地方自治性的，是服务性的社会，这种社会建构完善的国家，老百姓的日子其实与政府的宏观事务、外交等关系不大，一般不会出现太大动荡。

　　另外，这些国家的政治家在台上说的，不管左右两派，看起来都分得很清，但做起来，左右两派的区别不大，没有太大的张力。比如右派说：“我要保障市场经济”，听起来好像很“市场原教旨主义”，但右派上台后，还是要保障福利的，作为左派，他有时候说：“我要保障福利”，但是他没有那么强的财政支撑，所做的又会趋于自由主义。就是说，两派的趋同与东方智慧的“可做不可说”完全不一样，他说得很过头，实际上做的张力不是很大。

　　日报：你在书中谈到一些国家民众的怀旧情绪，你认为我们对他们的“怀旧”存在误读？

　　金雁：是的，这些国家的民众的怀旧情绪，更多是对福利的怀念和个人青春的怀念，这种怀念跟对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怀念不一样。

　　欧洲国家很多是福利国家，1955年和1968年之后的政府，很多是苏联人扶持上来的，这些政府的合法性不足，它们依靠大量外债，满足福利的需求，希望消费社会唤起人们在政治上的认同。剧变之后，人成为“两种意义上的自由人”，不像以前大锅饭吃着，福利还不错，因此会有一些怀旧情绪。尤其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事业基本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奠定的，肯定会怀念自己的青春时期，那是他生命的闪光点，人是不可能否定自己生命价值的，这与对制度的怀念有本质的区别。

　　日报：这本书里重点谈到东欧各国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对国有资产的处理方式，是否能分析一下它们的不同，以及为何有这种差异性？

　　金雁：这个过程其实是各个阶层、各个商会的资源挪移的过程，是各种商会、工会、外资和工人的博弈过程。按照我们的观点，会认为这个过程的交易链过长，交易成本可能比较高，但它的好处是一定要找到各方面都能妥协的平衡点，恰恰是这种“交易成本高”的方式，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付出的代价反而会小很多。

　　波兰有强大的工会力量，3800万人口中1000万人是工会的，而且波兰的农民基本没有经过集体化，在国有资产的积累化过程中，农民的损失是最小的，所以它搞私有化的方式是“雇员所有制”，整个社会也能接受。

　　捷克继承了奥匈帝国80％的遗产，它的民族工业很强大，曾是10大工业强国，又是传统的左派国家，市民社会也非常成熟，再加上剧变之前它的宏观经济非常平衡，用不着在价格私有化方面花很大力气，它就一步到位地采取“证券私有化”，把国有资产平分给大家。他们有句话：“在起点平等的基础上找到最初的所有者，在规则平等的基础上找到最终的所有者”，这个改革最重要的思路是：在开始分国有资产的时候是非常公开、平均的，而最终在规则平等的前提下，让能人成为资产所有者。

　　匈牙利与波兰、捷克不同，它有几个坎要迈：第一没有强大的工会，第二剧变前它的宏观经济非常糟糕，还有一个，在卡达尔时期，就觉得与其让人们在商海锻炼，不如一步到位地引进外资，因为外资一进来就有市场、管理和技术，舍去中间环节，卖的钱一方面拿来还债，一方面保障福利。

　　事实上，每个国家的设计都是根据本民族的状况进行的，当然这些设计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到了后期，其实都是殊途同归，各种方式相互渗透。

　　日报：东欧知识分子的作为对于这些国家的转型有过极重要的影响，剧变之后，他们的状态如何？

　　金雁：剧变前东欧的知识分子都是带有反对派色彩的，剧变后他们突然发现，原来的对立面一下子垮掉了，也就失去了批判的对象，从此沦为一种找不到北的尴尬境地。再一个，经济转轨过程中，很多肩负启蒙责任的人文学者，经济上又不在行，或者他们本身对走向市场经济持有保留态度，很多社会民主主义者并不是市场拜物教者，在这种状态下，一些人一度陷入经济的窘迫和原来所要搞的这一套东西公开之后的迷茫感，经过这些年，有一个风化瓦解、重新洗牌的过程，一些人去政府当顾问，有些人走向NGO，进行社会重建，还有些人仍然是“社会订货”，再有一部分极左派学者，干脆闭门造车地研究理论。

　　日报：知识分子从现实中退场之后，这些国家在精神层面是否出现过空当？这些知识分子的现实和精神状态如何？

　　金雁：它们原来就是有宗教的国家，整个社会的精神领域不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一插到底的状态，所以，没有出现断层，也没有出现太明显的青黄不接。但有一个大的转变是网络带来的冲击，让政府和老派知识分子不太适应，以前他们认为自己的号召力很强，但在网络的冲击下怎么上来的都是韩寒这样的人，这让一些老派知识分子不太适应。

　　他们当然不再需要“解构”，因为已经有过“解构”这一轮，现在的问题是需要一些适合年轻人的，适合80后、90后的狂欢式的叙事方式。很多50后、60后的知识分子，在宏大叙事的背景下，语言风格中规中矩，而今天的语言因为跟后现代结合，是嬉笑怒骂式的。这当然只是一种语言方式上的改变，基本没有因为转轨、因为知识分子的退场，整个社会出现精神层面的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