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艾已晴 北京报道

　　 “全民公益”的潮流渐行渐近，慈善机构要求顺势而动，建立相匹配的慈善管理机制，但是最近因“郭美美事件”、“商红会”涉嫌商业活动等事件而饱受质疑的中国红十字会，也牵连到了整个公募基金会的慈善管理机制，同时，蓬勃发展的非公募基金会让公募基金会感受到了潜在的竞争压力。本报记者专访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王行最解答公募基金会路在何方？

　　“标杆”的价值

　　 《华夏时报》：大家都知道现代化、市场化的制度对慈善机构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创新性具体表现在哪里？

　　 王行最：我们的人力资源制度、行政管理制度、财务制度、品牌和项目管理制度等，可以为其它慈善机构，特别是对公募基金会能够提供一些参考价值。

　　 中国扶贫基金会原来是官办的，是按照行政化的方式进行管理的，但改革之后，我们逐步实现了去行政化的制度模式：虽然管理是有层次、人员有分工的，但是基金会里的职位不再和政府级别挂钩，比方说以前秘书长可能相当于正厅长的级别，那么现在就不是了；现在我们没有了事业编制，完全按照民间组织的编制形式自行进行人员设置和管理，基于项目会需要多少人、我们的预算能够养活多少人，合理招募和安排人员，不会造成队伍的冗滥，这些都体现了人力资源和行政管理制度中的去行政化。

　　 《华夏时报》：扶贫基金会在项目执行和管理上是如何“去行政化”的？

　　 王行最：我们不用行政的手段和行政力量去募捐，也不会让政府发文件指定谁来捐款，完全排除用上级对下级命令的方式来筹集善款，而是通过市场推广的手段，使大家知道这件事儿，让大家完完全全出于自愿捐出每一分钱。譬如说我们和百胜餐饮集团合作的“捐一元，献爱心送营养”活动启用的是非常符合市场化的“劝募”方式。旨在“摒弃强迫，平等自愿”，在每一个餐厅里面，我们都会提供完备的活动介绍资料，每一个营业员会在“劝募“过程中充当讲解员的角色，如果哪位消费者觉得这样的捐助可行可信，就会把一元以上的钱投入我们设置的捐款箱里。整个劝捐的过程是很流畅的。这个项目运行了三年，已经形成了专业的募捐模式和系统，全国已有1500万民众参与，募集到的资金达到2500万。这些成绩必须归功于具有市场性的项目策划执行方式。

　　用公信力回应苛刻

　　 《华夏时报》：通过“最苛刻捐款”，外界已发现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操作、执行能力非常强，中国扶贫基金会是如何拥有这样的能力的？

　　 王行最：我想可能是因为中国扶贫基金会一直致力于公信力的培养与提升。公信力包含两个方面，第一个叫做执行力，就是把活儿干漂亮。第二个是透明度，就是把你漂亮的活儿向社会说清楚、说明白。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公信力。

　　 要想更有效地提高执行力就必须靠优秀的人事管理制度，如果中国扶贫基金会采用公务员体制，没有引入竞争的话，干得好与不好一个样，那么整个基金会的运转都不会顺畅，效率更不会得到保障。此外我们还进行了人才队伍建设。我们基金会引进了很多的强专业型人才，譬如投资人才、法律人才、新闻人才、项目管理人才等，所以我们的团队专业性很强，而且人才能量多元化，并且我们每年都会进行业务考核，完不成任务、达不到标准的人员会被残酷淘汰。

　　 说到透明度，中国扶贫基金会透明的东西非常多，首先我们会将基金会的基本信息公之于众，以昭示基金会的合法性。这些基本信息包含民政局注册编号、注册时间、注册资金、法人代码等，其次我们会将每年的财务报表公开，再次我们会有对项目信息的解读，详细地向公众表述各个项目运转资金是多少、项目类型是什么、受益地区是哪里、受益群体是谁、受益人标准是什么。最后我们会用透明的方式请大众监督我们，我们在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官方网上广泛征集大众建议，欢迎各类媒体对我们的项目进行报道。中国扶贫基金会是非常愿意聆听任何对我们发展有益的建议的，无论正面负面。我想正是由于以上的原因，曹德旺先生才会找到我们、相信我们的吧！并且我们也确实成功做到了。

　　依法与非公募竞争

　　 《华夏时报》：在友成、河仁、爱佑华夏等民间基金会不断引领创新潮流的今天，作为有官方背景慈善机构的中国扶贫基金会是否感受到了压力？

　　 王行最：2004年到2009年，非公募基金会的数量还不到全国基金会总数量的一半，但从近年来看，非公募基金会的增长速度已经大大超过了公募基金会。就中国基金发展形势来看，我预测到今年年底，非公募基金会的数量就会超过公募基金会。其实从国际上的数据可以清楚看到，非公募基金会占了大多数，扮演的是主要角色。所以我相信在未来的中国公益行业，起主导作用的一定是非公募基金。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提供的社会服务上来说，非公募基金都将是主力军。所以说，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中国扶贫基金会肯定是会有压力的。具体而言，内部压力之于中国扶贫基金会如何维持基金会持续稳定地发展，前几年我们的年度增长率都在35%以上，在这样高速的发展情况下，要确保每年都要达到甚至超越这个增长速度是非常有压力的。

　　 《华夏时报》：未来公募基金会如何与非公募基金会竞争？

　　 王行最：中国扶贫基金会对于外部压力的看法其实很乐观，我始终认为，竞争出效率，竞争能使整个行业优胜劣汰。在我国现有体制下，垄断过多，竞争却不充分，这其实是不利于整个行业发展的。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基金会能够参与到慈善这个领域中来，在规则和法律的框架内公开、平等、有序、良性地进行竞争。当然在我国，慈善是比较新兴的领域，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法律与之匹配，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参照企业规范的法律条款，比如《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很多的规则和原理，都是可以借鉴的。

　　将慈善创新进行到底

　　 《华夏时报》：现在“全民公益”的理念很热，您认为公募基金会应该如何对待？

　　 王行最：发展全民公益，将公益事业面向更多的公众，这其实是很利于慈善机构的可持续发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傍大款”是受到对方制约的：今年你向某些大企业、大老板募集到了资金，可明年后年你无法保证这些“大款”还跟你合作。这就容易使公益机构出现“大起大落”的态势。但公众的慈善能力是持续且可积累的，具有水滴石穿、汇溪流为海洋的神奇力量。即便某一个人不捐款了，因为捐款数额没有那么巨大，也不会引起慈善机构的过度损失。怎样才能调动全民行善的积极性呢？我觉得一定要靠政府的支持、企业的带动和公益机构的现代化管理。从几何学来说，三角形的稳定性最高，那么我觉得可以把这个原理引用到公益事业当中来，如果说全民公益是一个三角，政府企业、公益机构、公众力量就是三个点，只要把三点有机结合联系起来，我们的全民公益事业就会稳定持续地发展。

　　 《华夏时报》：突破天花板是不容易的，中国扶贫基金会下一步目标是什么？怎样达成？

　　 王行最：从总体目标来说，我们希望能够提高中国扶贫基金会在整个社会的影响力，通过我们的实践与探索，在为整个慈善公益行业提供一些可借鉴的模式的同时，也为政府提供一些慈善创新方式的参考。在2006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过这样的创新，把政府的资金拿出来，由中国扶贫基金会来设计项目，然后招标，最后由NGO来参加。这种方式在国际上非常流行，像英国、德国等国家，政府都不直接参与项目的执行，而是由专业机构来独立完成。我们国家则完全不一样，资金运行、项目规划、项目实施、监测评价等环节统统由政府一条龙式管理。所以我国慈善领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社会分工不详细。所以我们的一个大目标就是使政府明确分工的重要性，最好能将政府的慈善资金的安排纳入《预算法》，使用于救灾、扶贫等领域的善款更透明更清晰，同时通过招标更开放地委托社会慈善机构来执行项目。我想这对政府慈善事业的管理具有莫大的推助作用。

　　 此外，我们还有个愿望，除了最大限度发挥公募公益基金的影响力以募集到更多的资金外，还要大力扶植草根NGO。基于这个目标，未来我们会将大部分善款委托草根NGO进行项目执行，以培养具有更广泛基础的公益慈善组织。

　　 最后，我们要推进国际化进程。现在中国的财富积累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数额与海外企业在中国的投资数额已经基本持平，那么我们的企业到别的国家去投资建厂，就要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做与之相关的慈善项目，但是企业做慈善的专业性不是很强，并且不如独立的慈善机构身份单纯，所以只有像NGO这样的组织才是利他的，不带有商业、政治色彩的。我们从2009年开始，进行了系统性的国际化探索。比如，我们与美慈等国际组织签订了战略合作计划。我们不仅从事国际救援、物资援助等基本事宜，而且会将一些人员组织到中国进行培训，以提高当地机构的组织能力。2011年我们援建非洲苏丹的第一所妇幼保健医院——苏中阿布欧舍友谊医院现已竣工。这些都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国际化道路上进行的创新与探索。

　　链接

　　中国多家基金会开展“晒行动”

　　 7月8日，在北京举行“透明公益给力和谐社会——中国基金会三十周年暨基金会中心网一周年大会”发出“基金会‘晒行动’”的行动倡议书。

　　 该倡议号召全国各基金会及其它公益慈善组织慎重对待每笔善款，进一步健全项目管理和财务管理制度，同时规范信息披露机制，严格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及时、准确和真实公布年度财务报告、项目审计报告等重要信息；努力增强自身能力建设，把诚信视作公益组织的生命线；全面接受社会监督，认真接受政府主管部门的监管，自觉接受新闻媒体的监督，主动接受社会的监督，严防腐败行为的发生。

　　 大会由国内9家大型基金会主办、26家知名基金会协办、基金会中心网承办，邀请政府主管部门、基金会、国际组织、慈善组织、研究机构、媒体、企业等300余人出席，回顾中国基金会30年的发展历程。同时聚焦透明公益和基金会公信力的主题。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在会上发布了《中国基金会发展独立研究报告2011》。报告依据基金会中心网提供的基础数据，针对一系列关键指标，对中国基金会的基本状况进行了系统描述和分析。这是中国基金会行业第一部有详实数据支持的研究报告。

　　 基金会中心网理事长徐永光在发言中对基金会30年来除去改善教育、医疗、科技、文化、法律环境、生态环境及提供社会服务之外更在推动公民互助、增强公民意识、创造精神、道德、文化价值等方面，做出了政府和市场不可替代的独特贡献表示赞赏。

　　 国家民管局副局长刘忠祥作为政府主管单位代表，表示应该建立完善的制度以监督和管理中国飞速发展的基金会行业。

　　 大会分论坛对“我的善款谁做主”、“媒体监督是不是双刃剑”与“基金会如何合法安全有效地投资理财”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

　　 与会代表达成基本共识：基金会只有恪守诚信、注重自律、接受监督才能为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和实现社会互信与道德重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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