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一剑

　　 凤凰城，在美国是亚利桑那州州府所在城市菲尼克斯城的另一个称呼，这个城市的人口规模超过华盛顿，不过，其城市本身并没有特别“美国化”的印记使其在全球城市格局中，占据什么突出的地位。

　　 在北京，有个名为凤凰城的小区，却可以引发我们对城市命题的更多思考。

　　 这个小区公开的介绍称，“凤凰城坐落在三元桥畔，与南银大厦共同把守国门第一路——机场高速路。隔街相望的中旅大厦、国际展览中心，让您在第一时间感受新的时尚动态。”

　　 附近的“家乐福、燕莎商城、长城饭店……让生活更添欢欣浪漫”。

　　 此外，小区还配套有温泉健身会所、双泳池、健身会所等娱乐设施，小区的绿化率在40%，这明显高于北京市区四环内的平均绿化率，小区内部还有一个设施完善的儿童游乐场所。

　　 无论是从地理位置还是从小区的配套设施而言，都使得这个小区在北京颇具知名度，而其房价就目前周边经纪公司公布的价格显示，二手房的价位大概在每平方米4万左右。

　　 当然，与分布于北京黄金地段许多现代化的小区一样，这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小区，周围用黑色的铁栅栏圈出了围墙，进入这个小区需要刷卡，在小区的多个角落都安装了摄像装置。

　　 这已经成为几乎每个城市普遍的存在。背后的安全考虑和优势资源的俱乐部化占有，被认为是带来这种小区“孤岛式”存在的两种最主要的诱因。当越来越多的楼盘和小区选择这样的方式存在的时候，本来是为了“创建一个对所有人都开放的公共空间”的现代城市建设理想和模式，正式被宣布破产，城市也开始走向越来越碎片化。

　　 而城市的碎片化将事关城市的生与死，以及整体的社会危机。

　　 1. 恐惧的群岛

　　 北京凤凰城曾经有过短暂的对外开放。

　　 考虑到这个小区的东边正好是三元桥地铁站的出口，西边则是集中很多公司的商务办公区，每天上下班的人很多就会图方便从东门进入，然后穿过小区从西门出来。中间会路过小区内的林荫道，不时还可以听闻几声清脆的鸟鸣，路过那个儿童游乐场的时候，会对正在那里玩耍的小孩子投以微笑，如果遇到某位小孩子跌倒，还会过去扶一把，并说出一两句鼓励的话，然后，在小孩子的注目中离开。

　　 这是我在多个早晨看到的温馨的一幕。可是后来，小区的东门口突然冒出一位带红袖章的大妈，对每一个试图从小区穿过的“上班族”大喊，“请向南或向北绕道通过这里”，而下班的时候，西门的门禁设施也不会再开放，门口的保安也不会再轻易地为试图穿过这个小区的每一个外来人开门。

　　 面对这样的改变，似乎并没有人感觉到有什么不应该。面对这样的“禁止通行”，几乎所有人都选择了绕道而行。

　　 是什么让这包括凤凰城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小区开始走向封闭？其中一个最通行的解释是，为了安全。

　　 瑞士联邦理工大学城市社会学实验室的社会学家吕卡-帕塔罗尼（LUCA PATTARONI）在其《不安全与割裂：拒绝令人恐惧的城市化》一文中说，这是一种从警察的角度来看待城市，而不是从建筑学家的角度来看的。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提出了“恐惧的城市化”概念：通过一系列与建筑以及城市化有关的社会和技术装置，将城市从外形和社会上分割开来，这种城市秩序——即“恐惧的群岛”的格局——的出现，取代了原先建设一个现代化城市的计划，取代了那个想营造所有陌生人能够和谐共处的一个公共空间的理想。

　　 无论是从西方国家的城市发展过程还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发展现实和趋势来看，这样的一种趋势似乎都势不可挡。

　　 尽管从来没有谁能够用足够多的证据证明贫穷和年轻与给这个社会带来暴力之间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在城市发展的现实中，越来越多的城市规划的调整在强化这个概念，给“穷人和年轻人”贴上了不安全的载体这一标签，而在中国，这个标签进一步扩大到“外来人口”的范围。

　　 这深刻地影响了包容性城市建设的理念的执行。对于人类城市建设的共识是，“与建立民族国家的基础一样，现代城市建立也是为了营建一个使用空间，使每个人能够从中获得一种独立于其身份或收入的安全感”。当然，这一共识的实现，既有赖于一整套政治原则，也有赖于一系列制度与技术体系的建立：国家对暴力的垄断权（国家警察）、取消歧视性规则、建立一些有利于“弱势群体”（儿童、残疾人以及老年人等）人员流动的机制等。

　　 但是，在对安全的“功利化”占有冲动之下，具有更多选择自由的人们开始逐渐放弃对城市所有居民进行文明教育的计划和耐心。这种文明教育被一整套有形的检查设施（栅栏、自动检查系统以及镇压等）所取代。“公权机关正在失去昔日的垄断，获益方则是各式各样的私人代理以及将城市分割成一块块碎片的安全机制。这些检查设施影响了城市的流动性，使许多在城市中生活的人无法进入城市的某些区域。”

　　 于是，围墙、界限成了一座防御性的城市永久的景观，那些得到“防护的”地块价格飞涨，城市空间出现一种便于检查的碎片化的趋势，城市碎裂为一块块表面上看起来属于大家、而实际上被私人所控制的空间，城市变成了一个“恐惧的群岛”，城市被一个个安全的飞地与一个个贫民窟分割得四分五裂。

　　 2. 资源的俱乐部化占有

　　 很遗憾，这种恐惧的群岛并未能给整个城市带来安全。

　　 一方面，在很多时候是一些特权和富贵阶层想当然的恐惧下，安全越来越成为一种奢侈品，那些用财产来衡量的特权逐步变成了用准入权来衡量的特权。这进一步导致越来越多的建筑和小区的设计都开始将封闭性和安全性作为最大的卖点。

　　 而且，一旦安全成为一种特权，被试图划归到安全领域内的区域，越来越超越小区。这就导致在传统的碎片化之外，开始出现一些按照安全度或者危险度来划分的区域。

　　 这样一来，最能代表城市发展目标和理想的公共空间开始被这些有形和无形的安全栅栏所消灭。

　　 吕卡-帕塔罗尼在其文章中写道：一方面，我们看到了迪士尼公园变成一个阿帕奇要塞；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看到在那些遭人遗弃的城市中心，一些无家可归者点燃的灯火四处闪耀。灯火之间，则是警察和保安在不停地巡逻，以及装有安全设施的道路。

　　 在这些公共空间的消失过程中，除了“安全原因”的无意掠夺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则是，在面临城市中优势的和稀缺的资源时，这些能够建立一个个安全“城堡”的人们，开始使得这些稀缺的城市资源被俱乐部化地占有，这些俱乐部包括基于权力的俱乐部和基于财富规模的俱乐部。

　　 于是在恐惧的群岛之外，又一种群岛出现了。在这一过程中，强势资本、权力或者二者的合谋，共同完成的对优势、稀缺的城市公共资源的“俱乐部化占有”。比如香港，本应该作为所有人的海岸线和海景，但已经成为一部分人的海岸线和海景了。

　　 这样的故事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发生。在儿童就近入学的政策出台以后，优质和稀缺的教育资源旁边，也越来越被一些权势阶层所垄断，所谓学区房的概念正是对这些优质、稀缺的教育资源的俱乐部化占有的具体体现。

　　 无论是贫民窟问题的出现、恐惧群岛的形成，还是对城市优质、稀缺资源的俱乐部化的占有，对于形成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城市而言，都是主要的障碍，这与城市发展的基本共识也是背离的，在这样的割裂和碎片化面前，这样的共识将可能丧失。

　　 而且，这样的一个城市环境，影响的不仅仅是城市空间和资源的配置方式的重构，实际上也是社会学上的一种危机。在这种被分割和碎片化的城市范围内，“城市的社会关系出现了一种真正的变化，形成了一种所谓的‘监督型社交’：那种密切的关系只能在最近的人、‘相互熟识的人’之间产生，而陌生人的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互不信任，陌生人通常会被视为一个潜在的袭击者，甚至是一个偏执狂”。

　　 此时，城市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危机，而且是整个社会的危机。而且，在这一社会危机真的发生之前，城市已死。

　　 于是，在真正的危机来临之前，吕卡-帕塔罗尼提醒我们：一座包容的城市必须能够平息那些安全言论，重新激发那些违法乱纪者内心的人性，促进一种倡导承认的城市化，是每个人能够在城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能够拥有其所向往的生活手段。这就是未来城市社会能够存在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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