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钧

　　继北京后，治堵方案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终于发生了。7月11日贵阳市政府公布了机动车限牌规定。新规定除了通过摇号方式限制机动车的购买，还限制外地车在贵阳市通行。

　　7月11日，对于贵阳市的大多数汽车销售商来说，是一个不眠之夜。贵阳车市像北京一样，在“限购令”的大限之前上演了一次“疯狂”，这一晚的销量超过了平时的5倍。可是，这一夜后，车市的未来会怎样？他们心里都没有底。

　　据保守估计，从本月开始，贵阳市乘用车市场会萎缩三分之一至一半。由于取得专段号牌的机会大大减少，会使得不少消费者一旦中签，就会将原来的梯度购车计划一步到位。这样一来，自主品牌汽车销售企业可能最先感受到来自市场的压力。甚至有人认为，这会像北京限购政策一样，导致区域内汽车销售企业“重新洗牌”。

　　贵阳是在北京限牌之后第一个跟进的城市。也出台了对外地籍车辆区别对待的政策。贵阳作为西部省会城市，而且是经济最不发达的省会城市，其限牌的导向意义更大。

　　贵阳限牌将促进其他没有限牌的城市考虑更早的限牌。贵阳不算大城市，既然贵阳能够限牌，那其他城市为什么就不能限牌？这样，多米诺骨牌就会被推倒，贵阳跟进限牌的示范效应会比广州、深圳、成都这样的城市更加明显，令本已低迷的中国车市雪上加霜。

　　目前，中国汽车行业的政策尴尬在于“操之过急”四个字。所谓“操”，是某些地方政府总有意操纵；所谓“急”，是地方政府一见表面乱象就如坐针毡；所谓“过”，是地方政府以调整乱象为目的出台的政策总是矫枉过正；所谓“之”，是汽车行业在这样的政令管理下，不得不走之字形路线，跌宕起伏如过山车。

　　对汽车消费的堵与疏，体现了地方政府的管理水平。以限制消费的办法来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并不是什么好办法。从贵阳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汽车保有量水平来看,当地政府部门首先想到的是如何“管”,而不是用“限”的办法来解决矛盾,这不符合科学发展观。

　　作者为汽车业资深分析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