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王赵宾

　　中国生物质能刚刚起步，却饱受争议，仍有一些人在试水。

　　“与民争粮”、“与民争地”，尤其是中国商业联合会石油流通委员呈报给国务院及相关部委的一封万言书，将生物质能的种种不是推向了舆论的风暴中心。生物质能在中国曾一度备受争议。

　　这封万言书中明确表示，乙醇项目与人争粮，威胁粮食安全，建议立即停止用玉米加工车用乙醇汽油。不仅如此，在舆论的推波助澜下，整个生物燃料均受殃及。

　　早在2006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闵恩泽就指出：“从长远看，石油终将枯竭，利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农林生物质资源将会逐步兴起。”

　　但是，迄今为止，生物质能没有形成一个类似于“太阳能电池”完整的生产环节。同时，在生物质能源的设备和技术方面，国内暂时也没有形成行业壁垒。

　　清华大学核研院新能源技术研究所副所长李十中不得不感慨：“原本生物质能的发展在政策上就比较边缘化，现在把它和威胁粮食安全扯在一起，整个社会舆论一边倒，对中国生物质能发展简直是灭顶之灾。”

　　实际上，从国家的规划来看，生物质能还是颇为乐观。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显示，到2020年，生物质发电、水电、风电、太阳能装机容量分别为3000万千瓦、3亿千瓦、3000万千瓦和180万千瓦，实现沼气年利用440亿立方米、生物质成型燃料5000万吨。在这其中，生物质能的产业地位不言而喻。

　　相对于太阳能和风能而言，生物质能领域热度要低得多。但是，国能生物发电集团、内蒙古毛乌素生物质发电公司、北京德青源生物质能有限公司等一批企业，在秸秆发电、沙柳发电、甚至鸡粪发电上的摸索，也让更多的生物质能企业以及那些对生物质能陌生的人看到了一些希望。

　　“我一定要改变秸秆无序焚烧的现状。”

　　在蒋的印象里，蓝蓝的天，清澈的河，清新的空气，甚至家人用秸秆烧饭，是他最美好的回忆。然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工业化，让高耸的烟囱成了经济发展的代名词，这彻底抹杀了他童年美好的记忆。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有了改变这一现状的冲动。 那是他在瑞典留学期间，参观一家以秸秆为燃料的生物质发电厂。当时厂长介绍说：“秸秆和林业废弃物是最好的生物质燃料，经过先进的高温高压锅炉可转化成稳定的绿色电力，农民出售生物质燃料可以增加收入、发电之后的灰处理后成为有机肥。”此时，蒋大龙眼前一亮，暗下决心，他要把这个项目带到中国，让家乡的秸秆变成清洁能源。

　　深入调查后，蒋大龙做出了一生中最大的抉择——转行做可再生能源事业。银行工作的经历，对他创业初期成功地获得国际融资，成长期成功地完成国际并购帮助甚大。蒋大龙带着自己在国外的全部积蓄，义无反顾地回国创建生物质发电企业。

　　在蒋大龙眼里，国能生物是中国农民的企业，它的发展和农民息息相关。自从国能生物第一家生物质发电厂建成后，只要一看到秸秆被烧的场景，他就会心疼不已。

　　中国生物质资源浪费严重，每年至少有2亿吨生物质资源在田间焚烧或丢弃，按电厂目前每吨300元的收购价格计算，直接损失达600个亿。如果这些生物质资源转化为电能，不仅可以增加农民收入，为农民创造就业机会，还可以为中国县域经济提供稳定的绿色电力与热力，并达到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作用。

　　“发展燃料乙醇业危及粮食安全是危言耸听。”

　　在石油能源枯竭和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发展被提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位置。然而，随着粮食物价上涨很多人把矛头指向粮食乙醇产业。

　　“很多人觉得生物燃料产业需要大量的国家补贴才能生存，这是有偏见的。”48岁的岳国君完全不同意燃料乙醇危害粮食安全的说法。但他承认，中国的粮食乙醇产业面临诸多难以克服的障碍，实际上已无多少潜力可挖。燃料乙醇行业必须抛弃以玉米、小麦为原料的初级阶段，走非粮食生产的第二、第三代生物质能之路。这其中包括：以薯类、甜高粱等为原料，甚至以秸秆等农业废弃物为主要原料发展燃料乙醇。

　　目前，世界各国都在大力发展燃料乙醇产业，巴西早在1931年就颁布法令规定全国销售的汽油必须添加燃料乙醇，成为世界上唯一不用纯汽油作为汽车燃料的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巴西用占全国面积1.5%的国土，解决了全国超过一半的非柴油车用燃料的供应。美国自1992年起就开始推广燃料乙醇汽油，目前已经成为燃料乙醇年产量较大的国家，年产近4000万吨。在岳国君看来，我国应抓住机遇大力发展生物质能源，抢占未来国际能源竞争的制高点。由于种种因素制约，可能在十年内，生物质能源在改善能源结构方面不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应该对此有信心。

　　

　　“新能源发展不能把目光只盯在政府补贴上。”

　　比起以前的满脸黑，在长春市吉隆坡大酒店烧了9年锅炉的裴连君，如今常挂在嘴上的一个词是“洁净”。因为吉隆坡大酒店采用辉南宏日提供的技术实现了由林木生物质颗粒燃料替代燃油进行供热。

　　使用林木生物质颗粒燃料，不仅使吉隆坡大酒店使用了清洁燃料，还较以前节省了大量燃油成本。对辉南林区人来说，林木颗粒燃料跳跃的火焰，恰是一个新产业的希望。而使辉南林业人燃起希望之火的，是一位研究能源的博士——洪浩。

　　洪浩与辉南宏日的缘分，要从2004年7月说起，那时洪浩还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当时他接受了吉林省林业厅林区“三剩物资源化利用”的课题。他认真研究了先进国家的经验，确定了能源化利用的方向，由此一头扎进了有长白山门户之称的辉南林区的厂子里。

　　洪浩和他的创业团队一点点抠摸出一套实用的设备和工艺。2008年9月，辉南宏日成型颗粒燃料终于从标准生产线量产了。

　　在洪浩看来，我国非集中供热市场空间巨大，市场总规模达4000亿元。国内供热市场每年也以超过10%的速度递增。“不仅每年冬季的供热，洗浴中心、酒店的供热等都是生物质成型燃料的广阔市场。特别对一些被禁止用煤的区域来说，生物质成型燃料更是理想的替代燃料。”

　　“我们为治沙找到了一个产业化工具，找到了一种新能源。”

　　在李京陆看来，如果出现同行业燃料竞争，生物质发电厂的缺乏约束和自律的情况将很有可能对生态造成破坏，最终导致项目必死无疑。

　　在2010年的北京大学光华新年论坛上，有人声称：未来的10年或者20年，中国一定有几个大沙漠不存在了。这个发言者正是李京陆。

　　54岁的李京陆是内蒙古毛乌素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董事长。而在此之前他的身份是山西省一个经营房地产的民营企业家，多年的打拼积累了上亿元的资产后，他却萌生了想利用余生治理内蒙古沙地的想法。从2005年开始，李带着20多个亿来到内蒙古，一头扎进沙漠，开始了他的治沙创业之路。

　　对于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发展，李京陆认为，生物质产业是一个多元化的产业，它可以划分为二三十个产业。因为不同的土地决定截然不同的结果，不同的土地生长的生物以及量不一样，收割方式不一样，运输的成本不一样，导致下游截然不同的发展。将来生物质能源在哪个领域能突破，生物质的哪个分领域能成功，还需要我们继续去探讨。

　　“有了CDM项目的收入，沼气发电才能实现盈利。”

　　钟凯民给人的感觉是稳重和目光冷静，甚至握手的力度、手势的幅度都极有分寸感，但言及鸡蛋，却让人觉得他有很深的“情结”。

　　他的生物质发电与鸡和鸡蛋有关。

　　位于延庆的德青源鸡粪沼气发电示范工程，是一座典型的“鸡屁股”能源工程，将200多万只蛋鸡每年近8万吨鸡粪变成了1400万度绿色电力和500村民用来蒸炸烤煮的清洁燃气。目前，德青源沼气发电厂竣工并正式向华北电网并网发电，该项目被列为“全球大型沼气发电技术示范工程”。这个发电厂，是德青源“生态养殖—食品加工—清洁能源—有机肥料—绿色有机种植—生态养殖”的循环经济生产模式最后一环。

　　“前途很光明，问题也存在。”

　　一种树能创造500亿的财富——一般人肯定认为是无稽之谈，可是陈立国却固执地相信，这种看似平凡的树一定会成为他们点燃财富之梦的神奇之棒。

　　如今的陈立国已略显苍老，脸上的皱纹多了不少。但描述他的宏大构想——建造一个生物质能的王国，陈依然会兴致勃勃。数年前从事建筑行业的陈立国，敏锐地嗅到生物质能中的巨大商机，在不惑之年他毅然放弃自己奋斗了大半辈子的建筑行业，把目光瞄向了新能源生物柴油开发利用的领域。

　　然而，困扰陈立国的是，打造他的千年桐柴油树生物燃料王国需要庞大的资金。自2010年年初以来，陈立国相继与多家股权投资机构洽谈过，但都无疾而终。

　　尽管如此，陈立国依然怀揣着他的财富梦。但实际上，他所依托的“公司+基地+农户”商业模式，在投资者看来，实为传统农业加工公司路线，与依托投融资获得复制发展的现代清洁能源企业相距甚远。当前，国内生物质能源发展还没有形成连续稳定的市场需求，与市场化竞争和运作尚存在较大的距离，从生产到销售的各个环节都受政府部门严格控制，尚未形成真正意义的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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