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英

　　 显然，这两条新闻的中心词都是“限购令”。

　　 前者想表达的意思是，虽然国务院要求二三线城市限购，但只会局部实施。在楼市调控进入二三线城市的关键时刻，先是廊坊否认实行限价令，现在又是“接近住建部的一位消息人士”称，这次限购不会在二三线城市大规模铺开。是某些部门想释放某些与中央政令相违背的信号，还是有人在为二三线城市楼市呐喊？笔者实在搞不懂。

　　 后者的意思大概是，“限购”是房价下跌的动力。但在笔者看来，尽管实施限购政策以来，宏观调控取得初步成效，房价上涨势头得到遏制，甚至还有少部分城市房价出现下跌，但要走出限购思维。

　　 这是因为限购政策与户籍挂钩，涉嫌户籍歧视，与相关法律有抵触；更重要的是，限购令只能用来稳定房价，不是让房价回归合理价位的药。换言之，限购令不是压垮房价的“最后稻草”。所以，在临时限购的同时，还需要拓展思维，加大改革力度。

　　 在笔者看来，房价上涨的势头一旦被遏制，限购令的使命基本就完成了。而要想把房价打回原形，短期来看，需要通过合理的货币、税收等手段控制通胀、调控房价；从长期来看，则需要通过财税体制改革、政绩考核体制改革、住房体制改革，进行深层次调控。

　　 在适当的时候，笔者认为完全可以由税收政策来接限购令的“棒”。众所周知，出台限购令的本意是限制投资投机，其实，税收政策同样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例如，香港地区去年11月向楼市投放杀伤性武器——增推“额外印花税”，仅4天就成功冻结了炒楼风。而依法征税则不会涉嫌户籍歧视，不会与相关法律抵触。

　　 如果一手使用征税武器，一手使用加息等金融武器，随着开发商库存的急剧增加，房价步入下行轨道的步伐将会加快。然而，目前来看，该硬的这两只手都没有硬起来。比方说，负利率的局面依然没有改变，房产税只见个别试点，不见扩展试点范围。如此，就难以推动房价下行。

　　 更重要的是，要从三个方面进行改革。其一，改革财税体制。通过利益重新分配，让各级政府事权与财权相匹配，不再从土地、房子上要“油水”。当地方政府高度依赖于房地产，当开发商把地方政府“绑架”，楼市就只能是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盛宴，房价要回归很难很难。

　　 其二，改革考核体制。一方面是目前考核地方政府的内容需要改革，GDP依然占有较大比重，而房地产又是GDP主要的营养源；另一方面，“考官”需要改变，即变政府自己考核自己为民众考核官员，相信地方政府就有了落实宏观调控的动力。

　　 其三，改革住房体制。尽管1998年进行了房改取消了福利分房，但今天很多地方政府、国企依然变相福利分房。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曾发表文章指出，一些部委和地方打着保障性住房的名义，以各种形式为公务员建实物型住房有不断加剧的趋势，或明或暗的“福利分房”正在卷土重来。可见，亟待房改，否则，决策者、政策执行者对高房价没有切身之痛，没有调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