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凯

　　 最近，挪威出现的极右翼分子枪杀无辜民众事件，惊动了整个欧洲。这和今年美国极右分子枪击民主党议员的事件颇有相似之处。它所反映的是不同群体的经济利益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对立程度的严重性，已经在极度分裂西方社会。就挪威的个暴事件而言，目前被搬上讨论平台的所谓文化争端，比如反欧洲或者是反伊斯兰化，其实仅仅是经济利益矛盾的文化假面皮。

　　 和欧洲的地理位置有关，西欧和北欧国家是非州和亚洲穆斯林人口移民的最大终点站。在全球化的移民浪潮中，由地理位置便利所决定的移民迁徙中，低技术人口往往比例更大。就像大量墨西哥在美移民中，由于地理便利导致的大量低技术人口的移入，让人们忽视了其实还有众多高技术墨西哥裔移民在美国做出贡献。令人遗憾的是，当矛盾体现为低收入的本地白人和外地移民之间时，除了会被右翼政客们利用来转变成文化意识形态之争，比如荷兰的一个极右翼保守党以宣扬伊斯兰文化和现代民主文明是永远的敌人为主，还会让其中的最绝望的、被全球化抛弃的白人个体，走向极端暴力行为。

　　 在欧洲，左翼政党比如工党和社会党，往往是自由主义和福利平等主义的践行者，主张对移民和本国居民提供平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福利机会，所以极右翼政党往往会煽动底层白人对左翼政治的仇视心态，也就是为什么挪威的极右翼个体谋杀行动中，工党青年会和穆斯林移民团体一样，成为受害对象的原因。

　　 和美国的许多黑人学生成绩往往不如白人相反，欧洲（如英国）其实是白人占据了最差成绩学生的大部分名额。一个相对宽容和平等的移民政策，确实让许多底层本地人的经济和社会境遇更加恶化。而且全球化过程中，底层工作岗位的丢失，以及大部分全球化生产链条中的利润已经不在一国政府的再分配调节控制中，这些都是让底层走向极端保守政治的重要原因。民主政治所带来的协调能力，虽然给与这些沮丧和愤怒发言的机会，但是底层白人所被迫选择的政治代言人，往往又是本质上并不维护底层利益的少数人，他们推行的政策其实往往是既反移民，也站在本地底层利益的反对面上。对于本地底层而言，这种经济和政治处境的无望，是导致个体极端行为的强大动力。

　　 要解决这些矛盾，欧洲底层本地人口的出路是一个需要严肃面对的问题，尤其是对于那些左翼政党而言。极端右翼行为的爆发，不应该导致走向锁国政策，但是底层本地人口作为被全球化抛弃的人，需要由专门的政治方案和分配调节方案来予以救援。其次，应该欢迎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在非洲等落后和不发达地区的投资与开发。全球发展不均衡，是移民问题的根本来源。越多的非洲人在中国投资的工业园里找到工作，就会越少人偷渡到欧洲。最后，西方全球化企业的利润分配，必须得到更多的全球性约束，那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人，比如中国和其他亚法拉的工人们，需要得到更大份额，才会有更多新消费者，来给全世界的底层人民创造就业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