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丁明豪/文

　　 在高铁产业链条上所有的相关公司中，都会有铁道部直系或旁系的官员担任企业高管，而与此相关联的是这些公司都有着超高的利润。

　　比如，世纪瑞尔公司2010年年报显示，在其当年2.34亿元的主营业务收入中，来自铁路行业的收入占到了96.11%，而其净利润率接近30%；而被世纪瑞尔列为主要竞争对手的辉煌科技，其赚钱能力一点都不比世纪瑞尔差，辉煌科技2010年年报显示，2010年该公司毛利润率为51.18%。

　　伴随着一场伤心惊魂的高铁灾难，企业高管的另类选拔方式也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

　　中智人才发展与评鉴(北京)中心总经理唐为民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在中国，人脉关系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对于企业高管来说，拥有人脉资源就等于拥有了能量和财富，所以很多公司在选拔高管时，不但要看其职业能力和水平，人脉关系通常也会是公司选拔高管的重要因素。

　　高铁系高管图谱

　　6月27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在《关于2010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中指出，2010年，铁道部所属信息中心6名司局级干部未经批准，在所属企业兼职，其中个别领导一人兼任18家所属企业董事长。

　　由此，铁道部官员和高铁系企业的关系开始进入公众的视线，而伴随着“7·23”甬温线特别重大交通事故的发生，更多高铁系相关公司高管和铁道部的关系被公开和证实。

　　截至目前，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中，共计有32家上市公司在分食着巨大的高铁市场蛋糕。而无论是在嫡系的铁道部下属企业，还是在旁系的中小民营企业中，都会有部分高管(含独立董事)或者有在铁道部工作任职的背景，或与铁道部或其下属企业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32家涉足高铁产业的上市公司当中，中国南车、中国北车、中国中铁、中铁二局等公司显然是铁道系统的嫡系企业。

　　相关公告显示，中国南车的绝大多数高管都有在铁道部及其下属企业任职的经历。公司副董事长、总裁郑昌泓曾担任铁道部北京二七机车厂副厂长，中国铁路机车车辆工业总公司办公室主任，中国铁路机车车辆工业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等职务；公司董事、副总裁唐克林曾先后担任铁道部机务局综合技术处处长、运输局装备部机车技术验收处处长；公司监事会主席王研曾任中国铁路机车车辆工业总公司财务处副处长一职。

　　而在中国北车的高管中，公司监事会主席刘克鲜曾任铁道部工业总公司中国铁路机车车辆工业总公司团工委书记、干部部部长一职。

　　中国中铁公司的多位高管也曾经有过铁道部相关背景。比如，公司副董事长姚桂清以及总裁、董事白中仁均有铁道部下属企业工作任职的背景。

　　除上述铁道部嫡系企业外，在众多旁系高铁相关企业中，曾经在铁道部或其下属企业中任职的高管也不在少数。

　　例如，主营铁路信号微机检测系统的辉煌科技公司，其董事、总经理郑予君就有在铁路部门工作的经历；此外，公司独立董事唐涛还身任国家级重点学科“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学科带头人，铁道部重点实验室“铁路运输自动化与控制实验室”主任等职。

　　而在主营橡胶支架的上市公司——新筑股份的高管名单当中，公司副总经理陆云、副总经理陈翔越、副总经理杜晓峰等三位高管都有铁路系任职背景。

　　同样，主营铁路综合监控系统的世纪瑞尔公司，公司董事、技术总监、副总经理尉剑刚以及副总经理张诺愚这两名副总经理均有铁路系工作经历。

　　值得一提的是，在鼎汉技术和远望谷两家公司的独立董事名单当中，各有一名独立董事有铁路部门的工作背景。

　　退休官员的余热

　　如果说铁道部政企合一的体制，是造成高铁系相关企业高管带有铁道部背景的主要原因，那么，还有更多的企业聘请退休官员到企业任职。

　　截至2009年末，全部A股上市公司中有768家聘请了前政府官员甚至现任官员作为公司高管。这些公司聘请的前官员总数接近1600人，占A股全部3万多名高管总人数的比重达到5%。从数量上看，国企是容纳前官员的主要场所，占比超过7成。

　　有研究指出，近千家在A股市场上市的国企中，49.3%的国企都聘请了前官员作为高管。聘用前官员比例最高的是房地产行业，建筑建材行业和信息设备业紧随其后。

　　2010年7月，有媒体对A股所有上市公司高管进行筛查后发现，当时共有34家上市公司共聘请了23名前证监会官员担任高管。在这23名担任上市公司高管的前证监会官员中，官位最高的是局级干部，一共有3人，官职最小的是科员，有1人，其余19名多为处级干部。

　　有媒体通过研究2010年央企上市公司的年报发现：不少退休高官在央企任独立董事。比如，84岁高龄的原国家能源部部长黄毅诚在中国神华任独董；曾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的高尚全，以独董身份任职中国中煤；而级别稍低的原电力部经济调节司司长叶继善，也担任国电电力独董一职。

　　研究发现，这些国企聘请的退休官员，大多来自与企业主营业务相关的政府部门。他们担任的职务，以独立董事为主。在A股市场上市的国企中任职前官员中，有467人在上市公司的职务是独立董事。而在中国内地市值排前50的上市公司中，有34位政府退休高官任独立董事，其中不乏副部级以上高官。例如，曾任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的许善达，卸任半年后就成为了工商银行的独立董事。

　　值得一提的是，在许多上市公司中都有多位前官员担任高管。其中，交通银行和川投能源的高管团队中均为13名前官员，是A股公司中最多的；其次为南京银行，人数达到10人；而位列第三的有7家公司，它们均聘用了9名前官员。

　　曾经深陷“污染门”的紫金矿业，其高层中就有来自北京和省城的前领导干部。比如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原地矿部前总工程师、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陈毓川；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福建省资产评估中心原主任、福建省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福建省财政厅副厅长林永经。

　　相对国有企业拥有丰富的前官员资源而言，民企聘用前官员的比重较小，在民企任职的前官员占在企业任职官员总数的比重只有21%。与国企类似的是，退休官员们担任的职务也以独立董事、监事等虚职为主。而在信息披露不全的非上市公司，精确数据难以统计，但可以肯定的是，退休官员在这些企业中同样存在。

　　人脉资源的金矿

　　对于官员或者前官员和他们所任职的企业而言，彼此都是对方的金矿。

　　聘用官员做高管的最直接利益显然是能够拿到相关业务合同。比如，铁道部外资技术引进办原处长丁金坤，在2002年退休后被中电公司返聘。中电现任纪委书记蒋茁伟表示，“返聘丁金坤的目的是要利用丁在铁路系统的影响力和能力，为中电公司获取铁路项目。”

　　相关研究表明，聘用前官员比例最高的是房地产行业，58家民营上市公司中的25家都聘用了前官员。这在一定程度和房地产企业拿地难有关，事实上，掌握了这些前高官，就等于掌握了土地资源。

　　除了能够直接带来巨额合同外，这些前高官的运作，还会为企业带来超额的利润。世纪瑞尔2010年年报显示，铁路行业的收入占世纪瑞尔当年2.34亿元主营业务收入的96.11%。2010年，世纪瑞尔的净利润为6343万元，据此计算，其净利润率接近30%。而世纪瑞尔竞争企业辉煌科技2010年年报显示，“铁路信号集中监测系统”占到其主营业务收入的2/3，2010年该公司毛利润率为51.18%，比上年同期增长1.2个百分点。

　　在我国加工制造业利润薄如纸，信息产业平均利润率只有3.6%的同时，这些公司如此之高的利润率不仅是企业的几倍、十几倍，甚至超出了被社会公认是利润水平最高的房地产企业。

　　事实上，这些前高官还会在上市审批、项目环评这些高难度的关键环节发挥决定性的微妙作用。比如，曾经出现重大环境事故的紫金矿业中，就有多位前政府高官担任职务。

　　另外，企业还可以通过这些前官员，“用足、用活”国家相关政策，从而为公司争取更多的税收优惠以及各类政府补贴。

　　在为企业创造巨大利益的同时，这些前官员们也收获了丰厚的回报。据统计，2009年，在A股公司的1599名前官员高管中，有907人在上市公司领薪，他们的平均年薪达到26.2万元，比A股上市公司高管平均年薪24.8万元，高出了6%。

　　这些前官员中，，2009年薪酬总额超过100万元的一共有50人，超过50万元的一共有144人。其中，年薪最高的是华发股份董事长袁小波，2009年的年薪总额达到663万元，袁小波曾担任珠海市劳动局局长、珠海市政府副秘书长。

　　值得注意的是，有692名前官员不在上市公司领取报酬，他们均在上市公司的股东单位领薪。由此可见，这些前官员的利益关系并非完全在上市公司，也有很多在控股股东方面。

　　据统计，在1599名前官员中，有134人持有所在上市公司股票，占总人数的比重为8%，其中市值最高的超过了亿元。值得一提的是，在持股市值最高的10名前官员高管中，有6人任职的上市公司为民企，这表明，前政府官员在进入民企之后获得了巨额利益，这相对于进入国企来说要有诱惑得多。

　　唐为民表示，像这种由前高官担任企业高管的情况，在发达国家也很常见。但是，在发达国家通常是有健全的制度约束，很少会出现权利寻租的现象。从目前看，许多企业热衷于聘请前高官担任高管，更多的希望利用其在官场的人脉资源，而非利用其智力和技能。因此，有关方面应当加强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制定出既有利于前官员发挥余热，又能够切断寻租路径的办法，让企业通过挖掘前官员的智力金矿，为企业和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