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记者 赵婧姝 朝日新闻记者 李虎男 日本名古屋 报道

　　 新干线是在主要区间内，列车以每小时20千米以上的高速运行的干线铁道，是基础设施建设、信号、车辆、经营、运营、维护、财务、管理全部高度统一的系统。１９６４年，配合日本东京奥运会，第一条新干线——东海道新干线正式投入使用。开通４７年以来，没有发生过一起乘车中乘客的死亡事故以及仅因铁道事业方的责任而引发的死亡事故，创造了属于“新干线”的安全神话。

　　 日本读卖新闻说，针对此次中国高速铁路发生的追尾事件，ＪＲ日本铁路相关人士表示：即使因为雷电等原因机器出现故障，日本的新干线从原理上讲也不可能出现追尾事故。

　　 日本的新干线一直都把握着两车之间的位置关系，距离一旦缩小即会自动减速，导入用于停车的自动列车控制系统（ＡＴＣ）。即使自动列车控制系统发生了异常，那时新干线的运行也会停止。日本的新干线是用行驶指令来对各列车的运行进行集中监视与控制，多重防止列车冲突的系统。因此可以说，日本新干线的运行管理系统——ATC自动列车控制系统是防止追尾的关键。

　　 本次中国7·23追尾事故中最受日本方面关注的即为ＰＲＣ当中的ＡＴＣ（自动列车控制系统）。这一系统的定义为：根据与前方列车的间隔及路况条件，在车内显示列车允许的行驶速度，并根据信号显示，可以自动降低列车速度的装置。具体来说，在各轨道电路上，铁轨上流动着速度限制信号电流，这些电流产生的磁场被ＡＴＣ受电器接受，并转换成信号电流，信号电流发送到受信器以后，转化为速度信号，速度信号再被传输至控制装置。在速度计上会显示轨道电路所允许的运行速度。当列车行驶在超出允许速度时，常用刹车装置可以自动运行，当列车恢复到允许速度以下时，常用刹车装置可以自动解除。

　　 在经营上，日本新干线的经营体系，是以铁道民营化为基础，铁道设备则由专门机构修建管理，各公司以借路形式独立运营。　最初新干线是由日本国家铁道出资修建，负责运营，在运营之初也曾遇到诸多不顺。由于反对运动所引起的土地收购困难，以及隧道工程异常出水等，东北新干线和上越新干线的工程（１９７１年开工，１９８２竣工）比预定晚了5年，成田新干线更是陷入了工程停止的困境。此外，新干线沿线的噪音、振动等公害问题也日益严峻。再加上伴随国铁财政恶化而来的票价的反复上涨，劳动纠纷引起的罢工，已建成的新干线出现了乘客减少的倾向。由于经营问题和劳动纷争的影响，技术革新也难见进展，新干线的发展进入了一时停滞的状态。此后，国铁财政不堪新干线建设重负，陷入僵局，以致１９８７年中曾根内阁坚决实行国铁民营化。

　　 国铁分解、民营化以后至今，东北上越新干线由ＪＲ东日本（东日本旅客铁路公司）运营，东海道新干线由ＪＲ东海运营，山阳新干线由ＪＲ西日本运营。铁道设备由特殊法人“新干线保有机构”所有，这一机构２００３年改组为独立行政法人铁道建设运输设施整备支援机构，负责促进运输设备的整备。旅客铁路公司向这一机构借用路线运营新干线，自理新干线的保养费用；这一机构只收取设备借出费，目的在于通过盈利的新干线事业来弥补其它地区旅客铁路公司的赤字，以保证全盘铁道事业的均衡化。

　　　 民营化后，曾在技术、营业方面陷入停滞的新干线推出了新型车辆、新形态，新干线的运营出现了积极活跃的局面。作为新干线的新形态方面的代表，ＪＲ东日本没有采用新建新干线规格铁路的方式，而是在改良旧有线路，新造专用车辆的基础上，开设出新干线与旧有线路直通运行的迷你新干线。

　　 整个新干线体制具有法律保障，昭和45年（1970年），即第一条新干线开通后6年，《全国新干线铁道整备法》颁布，2002年最终修订。根据《全国新干线铁道整备法》，新干线的建设由国土交通大臣决定“基本计划”后，在征得同意的基础上，实行营业主体和建设主体的指名。之后，在征得各方同意后，决定“整备计划”，对建设主体发出建设指示。另外，铁道建设运输设施整备机构进行建设的费用，由国家或者该新干线经过的都道府县来承担。

　　 对于新干线的事故处理与防备，由于日本人有反省与不断革新的意识及未雨绸缪的忧患意识，新干线运行47年以来，没有出现死亡事故，但是也曾发生过几次差点就酿成大祸的事故。即使事故没有发生，日本也作出许多假设，从而进行修缮，防止事故的发生：在新干线运行的第二年，静冈县附近发生了6.1级的地震。东海道新干线也遭受了静冈市周围土堆崩坏的危险。当时由于运行列车数量较少，一小时只有单向两组列车，危险发生后所有列车运行全部停止，没有发生大的灾难。但是运行责任者齐藤雅男（元国铁新干线支社行驶车辆部长，新干线支社次长、铁道工学专家）表示，当时受大雨影响地基变弱，出现了大幅陷落的地方。如果在垮掉的地基上有列车驶来，无疑会发生脱轨的惨剧。因此，后来的山阳新干线的一部分区间和东北新干线抛弃在碎石到创设铺设枕木、铁道的方法，都采用在防止轨道失常的混凝土地基板上铺设铁路的方法。

　　 从新干线存在的问题，也可看到中国高铁的隐患，并给予警示。

　　 针对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多发的隧道混凝土剥落事故，JR各社被要求采取彻底保全设备的对策。这些事故暴露了在山阳新干线建成的昭和40年代后，在经济高速成长的大潮下，新干线工程中也到处可见追求速成的偷工减料施工的现象。

　　 最近，日本媒体和业界通过中国高铁安全性问题，有很多反思的讨论。

　　 比如，轨道混凝土基础廉价：以349km时速运行维持不了几年。作为坚固的混凝土支柱的高品质飞散灰注入不足。为了追求低成本（欧洲、日本是一英里4000万-8000万美元，中国仅为1500万美元），建设中所使用的部分材料很有可能品质很低。在中国，日本设计的高铁车辆以超过最高时速25%的速度运行，这让日本人觉得难以想象。彭博社日本分社说，中国高铁缺乏在运行水平上的充分训练以及接受切实教育的管理监督体制。

　　 对于此次中国高速铁路的事故，日本方面除了批判之外，也有许多冷静的声音来呼吁本国新干线建设加强安全性，或是借此话题再次反思本国的新干线产业。日中经济协会顾问清川佑二撰文《中国高速铁路的教训，日本的产业竞争力是当务之急》，在分析中国高铁市场以及中国自主研发的决心后表示，日本的新干线确实曾作为划时代的大项目为世界瞩目，但近五50年来，一直局限在过去的荣耀中没有进步。拥有着巨大需求的中国正举国推进新干线事业，这成为日本面向未来各种产业领域虚心革新的重要警钟。就算是为了利用中国发展的时机，克服国内市场的缩小以及日元汇率高等问题，建立催生技术革新以及强大竞争力的产业体制将成为日本的课题。

　　我们如何应对高风险时代？

　　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 易宪容

　　 可以说，温州动车惨剧不仅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也将推动政府启动新一轮的重大制度改革，同时也让我们有机会来反思现代化器物给人类社会生存带来的种种风险，以及如何来面对这些风险，否则，无论是一次又一次的突发事件的产生，还是许多隐藏在我们身边的各种风险随时发生，都会让我们的生活既无可奈何也束手无策。

　　 在这次温州动车惨剧事件中，当我看到年轻的父亲听到女儿遇难瘫坐在地时，看到遇难者的家属悲恸大哭时，我岂能忍住眼中的泪水？是的，世界上哪有比失去亲人更痛苦的事情。而这些活生生的生命都是在现代化的器物使用下、是在一种特殊的管理制度安排下、是在一种特殊的经济发展模式下突然消失的。如果说，我们现代化所生产的各种器具、我们的现代管理制度、我们的经济快速增长不是让所有的活生生的每一个生命生活得更快乐和安全，更加活出其尊严与自由，那么这些器物与制度又有何用，这种快速的经济增长又要它干什么，还不如让我们人类社会的生活重新回归到原始状态更好。也就是说，温州动车惨剧不仅在于几十条活生生的生命突然消失及几百人终生忍受身体与精神的痛苦和创伤，而且也让现代社会每一个人都完全暴露在这种巨大的风险之中。现在该是我们来反思这种风险的时候了。

　　 可以说，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人类通过无数的创造与发明，其征服的对象所向披靡，自然、社会及自身，它也把人类生活的触角向内外进行了无限的延伸。这丰富了人类的生活，提高了人类生活的质量，也让人类的每一个人能够活出更多的精彩，以及人类的现代社会文明不断发扬光大。比如，飞机及高速火车的出现，它让整个人类之间的空间距离最大幅度地缩短，让人流、物流、信息流等快速及低成本运行，从而让人类生活空间更为丰富及富有效率。同时，现代化器物的创造与发明也把人类社会生活完全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中。特别是不少现代化器物在其成长的过程中，这种风险更是明显。比如说，飞机的航空风险，人类社会经过近百年的不断的技术改进、管理完善等才把这种风险降到最小程度。但是，对于高速铁路这种现代化器物来看，虽然在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有了成熟的技术与管理经验，但是由于其高风险，高速铁路在许多国家的商品化程度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上，他们仍然在摸索降低这些风险的技术与管理方式。

　　 但是，中国则不然，中国高速铁路一旦进入中国，就出现前所未有的“大跃进式”发展。因为这种高速铁路的“大跃进”的发展并非遵循了市场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而是与近十年来政府希望“超高速”经济增长的政策取向十分吻合，从而使得高速铁路的发展成了国家宏观政策调控的工具。我们可以看到，近十年来的经济政策，它的目标及取向就是如何动用现在种种经济资源能够保证经济在短期内快速或“超高速”地增长。近几年来高铁的快速增长正是这种超高速经济增长的重要工具。

　　 2008年下半年，在没有发生任何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政府为了保证中国经济不在美国金融危机中出现所谓的经济衰退，动用种种资源让高铁出现了“大跃进式”的发展。在短短的几年里，中国的高速铁路不仅营运里数、在建里数全球第一，而且旅客的运送量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增长。3年的时间里日均旅客发送量增加2.6倍。但是，中国高速铁路这种“超高速”增长，是利用政府行政手段过度使用种种资源来完成的。比如说，信贷资金的过度使用，政府让最廉价的银行信贷资金涌入高速铁路各个项目，从而使得铁路部门的资产负债率奇高。如果不是国家作为隐性担保，那么这样的企业或项目能否存续下去是十分令人质疑的。当前高速铁路的盈利能力极低，如果不是国家补贴，许多高速铁路根本无法经营。比如，目前国内运营较好的北京－天津高速铁路，但是该段铁路要达到盈亏自负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再就是，高速铁路各种技术过度使用，尤其是安全保障技术，远远跟不上高速铁路这样超高速发展速度之需要，甚至于不少高速铁路项目所使用的技术是某种大杂烩，即把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相关技术拼凑在一起，先是让列车能够开动就可以，而没有把其技术的系统性、稳定性及运营安全性放在首位。中国高铁“大跃进式”的发展追求的是现代化器物的外在形式及商品辉煌，而忽视其工具的目的性及内在风险。

　　 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这种过度使用种种资源“超高速”的经济增长模式下，GDP是上去了，各地城市基础设施增加了，地方政府业绩好了，地方政府官员升迁了，但是这种过度使用各种资源的“超高速”的经济增长是以牺牲人民的生命为代价来满足个别官僚的政治业绩需求的增长。这种增长不仅严重超支了未来经济的发展，损害未来经济发展之环境及持续性，更是没有让经济增长的成果让绝大多数人民一起来分享，从而造成整个社会的矛盾与社会的冲突，隐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可以说，高速铁路的发展既有它本身内在的规律性，也应该有其发展的市场环境及条件，如果不是这样，现代化器物的发明与创造将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系统性风险。

　　 当然这种现代化器物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风险既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是隐性的，温州动车惨剧是一种显性的风险，而当前国人所面临的食品安全问题则是一种隐性的风险。后一种风险对人类社会的侵害及破坏程度可能要比显性的风险更大。可以说，当前中国食品安全的问题不仅直接损害着国人生命，也将影响到整个民族体质及素质。也许会说，当前的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可能会与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民众对食品安全的要求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为了追逐利润，我们许多企业之所以会放弃其道德的底线与做人的底线用有毒材料来生产食品，很大程度上与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来研发出各种增加产量添加剂或生长素有关。如果没有以科学技术发明为幌子生产出来有毒的产品作材料，企业如何知道用这样的方式与材料来生产呢？可以说，正因为是现代科学技术所谓发明造成了食品安全的巨大风险。比如，近几年，无论是英国的疯牛病、中国香港的禽流感、早些时候国内发生的SARS等，尽管有些病的原因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查明，但这些疾病都可能与现代科学技术发明的某类产品有关。

　　 比如，目前到市场购买的鸡、肉、鱼，甚至于鸡蛋，烧熟后吃之，多已经是失去以往产品自然本性之味道，鸡没有鸡味，肉没有肉味。买一只三黄鸡，在锅里炒十分钟就熟了。买一条鱼，又肥又大，但烧好后吃之鲜美味道尽失。看看市场上不少农作物及水果，其成色、个头都是上等的好货，但是不少东西一吃就会发现不是那样一个味道，甚至于我们购买的青菜也是如此，何也？

　　 因为，现在农民饲养家禽家畜，为了追求产量，多用以改变家禽家畜生长条件与环境，并喂之种种生长激素，使之快速成长。试想，在自然的环境里，本来一只鸡要长成商品鸡需要近一年时间，但现在却一两个月就可以完成。一只鸡本来每天仅能下一个蛋，但通过各种生长条件改变及生长素的催促则一天可以下几个蛋了。一条鳗鱼或一只甲鱼自然生长成商品鱼要好几年的时间，但现在人工饲养用激素催之则几个月就可以是膘肥体壮了。农作物的生产、水果的生产大量地使用各种化肥与作物生长素，其结果也是如此。

　　 也正是这种牲畜与农作物的生产方式，一方面使这些产品内残留着大量的化肥农药、大量的生长素，另一方面由于这种生产方式改变了牲畜与农作物本身的生长特性，许多农产品并非原来的农产品了。它的品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许多食品的安全问题就因此而生，人体的许多疾病也由此引发。比如现在报纸上不时地刊登出一些小孩生出许多难以想象的病、一些男性精子功能的退化、一些难以想象的传染病瞬间暴发等，可能都会与这种现代生物技术及化学产品有关。近年国内三聚氰胺毒奶事件导致婴幼儿肾病等，都是同一类原因造成的结果，只不过有些问题我们关注到了，而有一些没有关注到。比如说，转基因产品、西瓜膨大剂、大米与面粉增白剂、饮料塑化剂等对人类身体危害的风险，数不胜数。只不过，有些我们关注到，有些我们却没有关注，特别是当这些风险经过转化方式而存在时，我们对其关注更是无能为力。但是这些商品都是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方式来获得，这些风险都是通过现代化器物来引发的。

　　 因为，我们现代不少科学技术，出于企业短期经济效率，专门在改变自然之本性。使用过种种激素生长的农产品，不是制定更为合适的标准来改变这种状态，而是在所谓“科学”上还大张旗鼓地推广之。在产量上追求多之又多，但就是没有新标准让这些产品回归自然之本性。现在外在的自然的本性的改变，人们会群起而攻之，但农作物、牲畜的自然本性改变了，却没有人来论理之。也就是说，我们社会对诸如此类的隐性的风险还认知有限，面临这种风险我们还没有准备好。

　　 总之，现代化器物给人类生活带来便利、舒适、效率、经济及丰富多彩时，它也增加了人类生活的各种显性及隐性的风险。在快速发展的经济及生活面前，面对这些风险，特别是在一种完全利益化取向的生活面前，我们对这些风险认识肤浅，根本就没有准备好应对这种风险的办法。无论是温州动车惨剧，还是一系列重大的食品安全事件都是如此。因此，现在该是借助于温州动车惨剧来反思这些风险的时候了。否则，当这样的风险爆发时，我们又会一次一次地束手无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