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学光 深圳报道

　　 近来，内地券商研究所接连曝出乌龙研报，例如2200元一盒的涪陵榨菜，每股价格能到188元的攀钢钒钛，能再涨7倍的青岛啤酒，让市场各方嗔目结舌。面对普通投资者铺天盖地而来的质疑声，各家券商研究所的大佬再也坐不住了，他们亟须为自己辩解。

　　券商研究所大佬密会

　　 7月中旬的一天，没有任何官方的组织，国内几家大型券商研究所的一把手邀约坐到了一起，针对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舆论和媒体不断曝出的券商研究报告的弊病进行商讨，这些在证券研究领域从业多年的老证券人，心情很难平静。

　　 当然，在这场聚会当中，大家没有太多的忌讳和务虚，甚至包括各家券商在研究员上“挖墙脚”这样的话题也被摆在桌面上。不过，至于这次会议各位券商负责人具体都讨论了哪些问题以及达成了哪些一致，外界不得而知。而外界所能看到的，是从7月20日开始，各家券商一把手开始以撰文的方式，连续在公开媒体上发表文章，解析关于普通投资者对券商研究报告的质疑。

　　 截至目前，包括国泰君安研究所所长姚伟、国信证券研究所所长姜必新、华泰联合证券研究所所长马俊生、招商证券研究发展中心总经理杨晔、光大证券研究所所长俞忠华、日信证券研究所所长刘传葵、长江证券研究所所长张岚在内的研究所负责人，均已在纸媒上发文。

　　 几乎与此同时，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也开始在自己的博客上，剖析当下券商研究领域的种种弊端以及来自舆论的种种质疑。当然，按照安信证券的说法，高善文的博文并不代表公司，仅仅是其个人观点。

　　 在公众媒体上，这些券商研究所一把手没有像往常一样去对经济形势侃侃而谈，而是把所有行业内存在的弊病摆在桌面上，有辩解，也有反思，此前很多不被外界所知的行业隐情，也第一次被提了出来。

　　 “王德如风，民德如草，市场的风往哪里吹，分析员的草就往哪里倒，卖方终究是在做生意，提供市场需要的产品。”在高善文看来，不管是研究报告质量的下降还是研究人员的浮躁，并非是体制和个人所致，而是作为舶来品的价值投资所衍生出来的卖方研究，在适应中国资本市场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适应和挣扎”。

　　 面对记者的采访，多家券商研究所的负责人都选择了回避，即使勉强能够接受采访，也希望能够隐去姓名和职务身份。毕竟，作为卖方而言，不要说行业的沉疴弊病，恐怕连作为客户的买方机构，也得罪不得。

　　挖墙脚出于无奈

　　 在记者接触过的分析师和研究员当中，没有过跳槽经验的很少，相反，多数分析师和研究员都拥有不止一家券商的工作经历。

　　 跳槽，在券商行业已经远远不只是一个话题，甚至已经成为一种产业。

　　 “那些猎头就像房产中介一样，他们今天刚刚帮一个研究员找到一家公司，没过多久就会给他打电话，询问想不想跳槽，有另一家公司给出了更为优厚的待遇。”正如深圳一家大型券商研究所运营主管的忧虑，频繁的人员流动，让每一家券商的人力资源部都不得清闲。

　　 事实上，每一家券商研究所都希望自己能有一个稳定的研究团队，为此，他们也会花费巨大的成本去全国各大知名院校网罗人才，允以高薪，再花费更大的力气去从基础开始培养。“毕业生进入证券研究部门后，都必须至少经历两年的培养期，期间他们学习证券研究的分析思路，熟悉行业及上市公司，掌握数据的搜集处理方法等。”在姚伟看来，经过这两年的锻炼仅仅是能够写研究报告而已，想要成为一名成熟的分析师，最少还得经过两到三年的磨练。

　　 “清一色的自己培养的团队是好，执行能力强，可是也同时意味着缺乏多元化的思维。”作为研究所的一把手，姚伟始终在做着平衡。

　　 不管是其它券商公司跳槽过来的研究员还是行业外过来的研究员，对于接纳他们的券商而言，都是乐于接受熟手，上来就能用。在券商研究所，研究员是最为核心的资源，而这种熟手无疑将给公司省下一大笔费用。

　　 坐在记者对面的一位招商证券的研究员，前不久刚刚跳槽。这位老兄几乎连这家新报到的券商有哪些部门都说不清楚，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对这个行业以及专业问题的熟门熟路，如果他不说，没人知道他是公司新来的员工。

　　 凡事都有利弊。这些熟手的好处是上来就能干活儿，非常适宜救急，如果某家券商在某个行业上急缺人才，免不得挖一挖其它公司的墙脚；可是，这些熟手也有不足，他们对于新公司、新的企业文化的适应需要时间，甚至是在研究方法上的不同，都会让新公司花费巨大的力气去纠正。

　　 当然，这都不是大问题。因为，相对于那些大学校门里出来的新手，公司喜欢这些熟手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这些研究员手中的资源，不仅仅是基金公司等买方资源，同时还包括他们所熟识的上市公司资源。

　　 “不管是基金经理还是上市公司董秘，都很认人的。”在北京，一位接受记者采访的研究员感叹。现在券商这些研究员都非常清楚自己对于所投靠公司的价值，所谓分析能力那仅仅是基础，不是绝对竞争力，能够让他们获得公司青睐的，只有他们手中的人脉资源。

　　跳槽风让研报质量飞降

　　 “现在的年轻人都太浮躁。”老资格的研究员和分析师总是这么去评价他们的后辈。

　　 “我们现在从大学里新招的研究员，都已经是1989年以后出生的了。”上述深圳某券商研究所的运营主管说道。这些行业内新生力量的涌入，让那些自认为老资格的70后研究员，开始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这一批年轻人身上所带有的特殊性格。

　　 在深圳这座年轻化的城市当中，涌动着各行各业的从业者，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年轻，而这种年轻也给深圳这座城市带来一个特殊的现象——每年过完年之后的离职潮，这也几乎是每一家券商研究所不能回避的问题。“是啊，年终奖也拿到手了，‘新财富’排行也排完了，也该考虑跳槽了。”

　　 跳槽风盛行，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券商研报质量的直线下降。

　　 “过去八年中卖方分析师行业在快速扩张的同时，发生着两个重大而持续的系统性变化：一是研究报告的质量一降再降，以至于捕风捉影、观点雷同、论证草率，市场批评诟病日多；二是研究服务的方式争奇斗艳，以至于花样百出，竞骚弄巧、耍嗲卖呆甚至出卖‘色相’，手段无所不用其极。”高善文在他的博客中说道。

　　 随着国内证券行业爆发式的增长，对于人才的需求直接导致了这个市场上的供求不平衡，而这种供求不平衡也最直接地诱发了跳槽旋风。

　　 当然，这种流动并非是盲目的，从卖方向买方的流动成为最为明显的一个趋势。“研究员的前途就是基金经理，基金经理的前途就是私募合伙人。”行业内人士并不忌讳这种所谓的个人职业规划的前途论。而处于卖方的券商研究所，花费巨大力气培养出来的研究员，几乎无时无刻不被公募基金和阳光私募挖着墙脚。

　　 一家券商研究所，真正的竞争力已经不完全是每年能拿到多少新财富的排名，或者说能拿到机构的多少分仓，而是经过不断的人员流动，最终能够沉淀下来的稳定的研究队伍。券商也开始反思，或许只有那些40岁左右的研究员，才真的是宝贝。

　　研报成易盗品很难管控

　　 每一家券商研究所的产品都是研究报告，而这些高素质人才所生产出来的研究报告，往往像盗版一样在销售以外被无偿使用。

　　 没有人否认，券商研究报告是具有知识产权的，即使这份报告被复印上万份，但是这并不能降低每一份报告本身的价值。但现实是，只有被准确投入到客户渠道当中的研究报告，才能体现出该有的价值，而那些有意无意被流传出去的报告，不会给券商带来一丝的价值回报，反而给券商带来无尽的麻烦。

　　 这些本来针对机构投资者需求所做出的研究报告，被一些网站等机构在不支付任何成本的前提下传播到普通投资者手中，而普通投资者仅仅依靠其中的目标价以及评级就做出投资决定，而由此导致的投资损失，又反过来使得作为报告制作者的券商成为众矢之的。

　　 在深圳采访时，一家大型券商的研究员曾通过一个形象的例子向记者阐述他的观点，三聚氰胺本来是化工厂为木制品厂生产的化工原料，可是却被不良商贩掺到了牛奶当中，那化工厂为此挨骂是不是有些冤枉呢？

　　 “其实在成熟的证券市场上，针对不同的投资周期和风险承担能力，有专门服务于普通投资者的投资顾问，而并不是目前国内服务于机构投资者的券商研究所，但是，现在的市场供需有些混乱。”上述券商运营主管对于行业所背负的冤枉，很理性地看待。

　　 “从技术的角度看，如果说券商对于所发出的报告进行渠道控制，确保报告不外传应该是能做到的，那么，为什么不这样做呢？”记者曾向多家券商提出过这个疑问。

　　 “从技术上来说是没问题的，但是这不现实，我们每天要向几千个客户发出上万份报告，如果每份报告都打水印，成本太高了。”站在券商管理者的角度，这种解释也合乎情理。

　　 “这个事情我们也很苦恼，我们也曾经向证监会和行业协会反映过这个事情，可是他们对此也没有管辖权。”维权成本过高，让券商深感无能为力。

　　卖方与买方谁绑架谁？

　　 在长江证券研究所所长张岚看来，分析师不应该去做打探上市公司每股收益的狗仔队。

　　 然而现实当中，这并不容易。

　　 按照张岚给出的数据，目前A股市场上已有2200家上市公司，但每个行业有投资价值的上市公司不会超过10家。而券商加基金约有2500位分析师，每个行业大约有80-100位分析师，众多分析师追逐少量的上市公司，僧多粥少，上市公司自然处于强势地位。

　　 “其实，现在分析师最难对付的不是基金经理，而是上市公司的高管，现在上市公司的高管应对调研越来越娴熟了，他们会反过来利用分析师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止一位行业分析师向记者诉苦，和上市公司搞好关系，确实不容易。

　　 首先，上市公司都是在需要发布公司利好消息的时候，才会欢迎分析师前来调研，除此之外的其他时间，大部分是消极不配合的；同时，上市公司也会选择平时关系较好、研究报告影响力较大的券商分析师。其次，即使是上市公司接待了分析师的调研，调研期间的信息采集过程也是斗智斗勇的，“公司告诉你的不一定是真相，公司的真相不一定告诉你。”对于这些信息的甄别，吃过亏的分析师只能承认，除了经验，没有别的办法。“你们可能会采用一些暗拍暗录之类的非常规手段，可是我们不能。”宏源证券一位行业分析师甚至有些羡慕记者。

　　 正道难走，邪道易生，于是不少分析师开始越来越对“消息”感兴趣了。用高善文的话说就是：“内幕信息必然是谋之于床榻、筹之于密室，口传心会，无法公开形诸报告。对于内幕消息的追逐迫使分析师要善于勾兑、长于打听，又要在报告中多加掩饰。”

　　 按照之前各位券商研究所一把手的辩解，券商分析师所谓的预测性判断应该是基于假设条件下的数据分析，而这种假设是刨除一些非常规变量因素的。可是，当作为买方的机构越来越多地缩短投资周期的时候，恰恰感兴趣的也正是对“消息”的打探。

　　 “当大家都在追逐内幕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内幕可言了。”作为卖方分析师，他们也不愿意承认与买方机构有暗中勾当，因为没有哪个分析师愿意为了迎合一家买方机构的欢心，而去得罪剩下的九十九家客户。

　　 “分析师很在乎自己在行业里的名声。”尽管外界关于券商分析师与基金经理暗中勾结，串谋哄抬股价盈利的消息不绝于耳，但是，这似乎在券商分析师圈里也是一个不耻的话题。

　　 不过，作为卖方的分析师经常受到买方的机构投资者的掣肘，这一点接受记者采访的分析师普遍承认，当然，他们认为这也只是一个行业发展不完善时所必然出现的问题。在那位券商运营主管看来，“现在的买方主要集中于公募基金，如果将来保险、社保等资金都能进来，作为卖方的券商在客户上能够更加多元化一些，卖方分析师的日子也就好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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