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中心潮”席卷中国

　　本报记者 韩玮 发自上海

　　凶猛的城市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2005年7月，时任建设部部长的汪光焘披露，全国200多个地级市中，183城意欲成为国际化大都市。而后，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显示，655个城市正有计划、有步骤地“走向世界”。

　　近几年，城市发展的目光又瞄准“金融业”，2009年，至少26个地区为自己拟定了“区域性金融中心”的规划。而两年后，直至2011年7月，这一数值持续发酵，已超过30。

　　“30个？绝无可能。”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金融系主任潘英丽断然否定。几年前，她和研究团队进行过相关论证，5个区域性金融中心就足以满足全国的金融服务需求，而这5城是北京、上海、深圳以及中部的重庆、西部的西安。

　　但理性遏不住地方政府的冲动，各地的“十二五”规划纷纷将区域性金融中心定位为城市最向往的选择，值得琢磨的是，“一窝蜂”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发展逻辑？

　　1浙江3中心

　　至今，王鲁志丝毫体会不到“创建区域性金融中心”对于宁波意味着什么。“听说要修一条金融街，但相关文件我没找着。”

　　2006年8月，《宁波市城市总体规划（2006—2020）》首度提出，将宁波建设为长三角南翼的经济中心和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宁波的“金融中心”之梦由此开始。

　　去年9月，浙江万里学院商学院金融系教授王鲁志参加了首届宁波?诺丁汉国际金融论坛，他提交的论文就以宁波如何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为主题。

　　“当时讨论很热烈，但很快便‘没了声响’。”王鲁志一直留意“金融中心”的相关信息，但从有限的资料中，他始终无法厘清，宁波政府的思路是什么？

　　“划个圈儿，或者建条街，再给些优惠政策，吸引几家银行、券商入驻，集中办公。”宁波市金融办的一位公务员告诉记者，好多城市都如法炮制“金融中心”。

　　“如果让30多个城市的主要领导人参加一场答辩，请问他们自己的‘金融城’规划是为解决什么问题，估计没几个人答得上来。”王鲁志说。

　　而《浙江省“十二五”金融业发展规划》如是解释道：未来5年，该省旨在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中小企业金融中心”和“民间投资管理中心”，围绕这一目标，空间布局上，将以杭州、宁波、温州为核心，建立3个功能互补的金融集聚区和辐射区。

　　3城的定位分别为：杭州，长三角南翼最重要的区域金融中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最重要的次中心；宁波，呼应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航运金融服务中心；而温州，服务民营经济的区域性专业金融中心。

　　“杭州具备这样的条件和优势，而甬、温两市的定位，强调了其在浙江金融体系中的功能和分工。”负责上述规划论证、制定工作的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汪炜解释，“不少省市拟建的金融中心号称‘国家的’、‘大区域的’，而我们强调功能性和专业性。”

　　在汪炜看来，“浙江的3个中心依功能、层次而分，并不追求地理上的大范围和影响力。”

　　“金融中心可以建，但这并非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一建就是一条街、一个区甚至一个城，即便是金融街，也不必要一开始就做很大的布局，可以先小范围试点，然后扩围，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对于宁波，王鲁志如是主张。

　　金融之路说易行难

　　“地方政府为配合上海发展在省内建一些中心，这与真正的金融中心其实是两个概念。”潘英丽并不赞同“1省3中心”的创举，因为，按照国际上的一般标准，区域性金融中心的辐射面必须跨越多省，仅覆盖几个县或者几个地级市“远远不够”。

　　长期关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亦不看好浙江的选择。“如果上海可以成为一个全国性甚至国际性的金融中心，那么，浙江、江苏等省市将是上海提供金融服务的对象，这等于宣告它们将无法成为金融中心。”

　　从全球的金融中心模式来看，中国的交易成本普遍较高，欲成为金融中心的城市只能走凭借腹地优势这条道路。聂日明表示，“换言之，中国经济有几个点，那么，它就能支撑起几个区域性金融中心。”

　　聂日明认为，以海权的思路考量，京津唐、长三角及珠三角是3个经济块，北京、上海、深圳可能成为3个中心；而从陆权的角度，如果中国与东西亚形成以铁路、石油为纽带的强劲的经济互动，西部也可能出现金融中心，比如，新疆的乌鲁木齐和广西的南宁。

　　而在潘英丽教授看来，目前，京、沪、深其实已是区域性金融中心，北京是监管部门、一行三会所在地，上海拥有主板市场，深圳则致力于中小板和创业板，三者分工不同，功能互补。而重庆、西安可以逐步培育成区域性金融中心，但两地需要根据中部经济的内部需求发展一些金融业态。

　　正因如此，“杭、温、甬只能发挥上海金融中心的辅助、配套功能，比如，提供住房、休闲娱乐。当然，法律、精算、会计等金融中介机构也可能在这些城市设立分部，但这些只是上海金融中心的一种派出模式，而杭、温、甬本身不具有资金融通的功能。”聂日明说。

　　不过浙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王鲁志认为，中国当代金融的发展有3大机遇：一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证券交易所的建设，这一机会被上海、深圳占据；第二次则是90年代初期成立商品期货交易所。1994年初，全国各地具有期货交易性质的交易所从10家发展至50余家，后经整顿，缩减至15家，再经二度整顿，合并为上海、大连和郑州三家。

　　过去两次，宁波市乃至整个浙江省都没能搭上“金融快车”。而目前的现货仓单交易则是又一次机遇。但“借机做大”并不容易，“如果浙江再建一个大宗商品期货交易所，郑州、大连肯定反对，上海也不会同意，而若是针对铁矿石、农产品的现货交易所，浙江的优势明摆着不在这里。”多位受访学者如此质疑道。

　　扭曲的金融业

　　实际上，宁波只是“金融大军”中的一员。更多的城市，譬如哈尔滨、昆明、呼和浩特分别要建“面向东北亚的区域金融中心”、“泛亚金融中心”、“西北部金融中心”，而长春、石家庄、太原、南昌等地区也有雄心勃勃的金融中心计划。

　　在聂日明看来，其中存在“各种不可能”。比如辽宁省，沈阳和大连两座城市都要建设“金融中心”，但以辽宁的经济实力，注定无法吸引足够的资金。就算整个东三省建一个金融中心，最可能的选择是沈阳，这意味着哈尔滨、长春很难在金融之路上有所突破。

　　“又比如华北地区，北京的经济穿透力很强，石家庄、太原必定将笼罩在北京金融中心的辐射之中，它们又如何可能分别成为区域性金融中心？”聂日明说。既然如此，“金融区”为何会成为各地方政府最渴望“诞下”的金蛋？

　　“如果规划得当，对宁波的发展相当有益。”王鲁志认为，通过金融中心建设，可解决疏导民间资本、调整宁波的产业结构，增加第三产业比重以及帮助民营中小企业转型等问题。

　　不过，更多受访者担心，多数规划中的“金融中心”恐无法建成，最终只能沦为“政绩烂尾楼”。“2002年前后，全国掀起过‘软件园’风潮，最后只有很少一部分‘园子’真正生产软件，而绝大多数都在建设商业化地产。”一接近上海金融办的人士坦言，金融中心和软件园其实是一回事，五六年后，可能金融街建好了，CBD（中心商务区）也竖起来了，但房子里面却是空的，没有内容。但即便如此，地方政府已从地产开发中分得一杯羹。

　　而在潘英丽教授看来，地方政府之所以抑制不住冲动是因为金融业“看上去”太赚钱了。以银行业为例，去年上半年，16家上市银行的净利润总和约为3462亿元，与同期公布的1829家上市公司净赚7440亿元相比，上市银行净利润占所有上市公司利润总和约近一半。

　　至于银行业为何“大赚”，这是由我国扭曲的金融形态所决定的。“首先，银行是一个垄断行业，市场准入遭受多重管制；其次，国务院核定的基准利率给予了银行很高的存贷款利差，相当于超出国际平均值1.5—2个百分点的水平。”

　　潘英丽认为，因为中国不合理的存贷款利差以及行业垄断的政策，银行业表现出不正常的高利润。“而地方政府的想法是，发展什么产业，既能赚钱，又能缴税，还要创造就业，于是就想到了银行，以及金融业。”

　　其中的风险也不可小觑。“中国的金融发展非常扭曲，一方面规模过度扩张，另一方面是效率低下、结构失衡，其中信贷资金配置不合理致使低效率的行业投很多钱，而高效率、创造就业岗位的中小企业却不给钱。如果银行系统不断膨胀，那么所集聚的风险无法分散，从支行到分行再到总行，最终全部转到财政部，由国家承担。”潘英丽说。

　　而地方政府为何“掉进了钱眼里”，上述金融办人士认为，没有正常的融资渠道是最大的现实背景。“如果金融中心建成了，这能带来融资上的便利；如果建不成，地产上亦能有所斩获，怎么都不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