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堵新策：建立行驶权证交易市场

　　熊伟 谷重庆

　　近年来，中国许多大城市的交通拥堵日益严重，北京就是个典型，因此被戏称为“首堵”。

　　为了缓解拥堵，政府采取了三个对策：大力发展公交车和地铁等公共交通、尾号限行、限购政策。同时，专家提出了一些建议，例如改变北京市单中心的城市格局，征收拥堵费、加收燃油税等。

　　笔者建议，不妨另辟蹊径，用市场化的办法，尝试创建一个机动车行驶权证交易市场：自上而下地确定人们对驾车出行的产权，让大家自行讨价还价，交易这种汽车出行权，最终提高出行效率。

　　行驶权证交易市场

　　设想如下：首先是政府制定出政策目标。该目标可以是道路通行状况，也可以是尾气排放量，或其他目标，目标可以是多重的。为简化分析，笔者假设政府的政策目标可以是一个单一目标的量化值，比如确保主城区机动车平均时速不低于40公里。

　　然后，北京市政府根据这个量化目标建立模型，计算出每天有多少辆机动车上路比较合适。假设政府计算的结果是每月允许6000万辆汽车上街比较好，那么可对应发出6000万个行驶权证，免费分给大家。每个行驶权证代表一辆车在中心城区行驶一天的权利。

　　这6000万个行驶权证既可以平均分配，也可以按不同比例分给不同人群。比如，考虑到车主要缴纳养路费，对道路建设的贡献更大，因此车主可能会比非车主多分一些行驶权证。同时，还可考虑按高峰时间和非高峰时间发行两种行驶权证。

　　由于道路资源属于北京全体市民，在初始阶段，这种行驶权证应该发给全体市民，而非机动车主。

　　为方便日后的使用和交易，市民需要在交通部门注册一个账户，以记录其名下拥有的行驶权证数量。主管机关可以将行驶权证直接发至市民的个人账户，每辆本地机动车至少要和一个账户建立关联。

　　城市政府可以每隔一段时间发给居民一批行驶权证，比如在每月月末，发行下个月的行驶权证。行驶权证应规定有效期，比如只在当月有效。对车主来说，在每月的月末，他需要保证其账户内的行驶权证总数不跌至负数。假如车主账户内的行驶权证总数是负数，那么他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从市场上购买新的行驶权证，要么按照其超出的次数接受罚款。

　　通过行驶权的市场交易，将会产生市场价格。这种权证的价格会调节供求两方：首先，只有那些开车价值高于行驶权证市场价格的人，才会选择使用自己的行驶权证，或去市场上购买行驶权证；其次，不开车或开车价值较小的人，将乐于在市场上出售他们的行驶权证。

　　发行有限的行驶权证，本质上是一种配额制的管理方式。这种方法将原本产权模糊的道路使用权给私有化了，并将其转化为一种可交易的有价证券。通过配额与交易的方式，该政策在治理堵车的同时，保持了经济效率的最大化。

　　如何设计配套的制度

　　但也要看到，行驶权证交易市场在制度设计上远比征收拥堵费更复杂。这种复杂性决定了该市场的有效运转有赖于一些具体的制度设计，这些问题包括：

　　——如何监测车辆是否进入了中心城区？在这方面，现代科技提供了至少两种选择：一是在每辆车上都安装一个无线传感器；二是在每辆车上都贴一个标签，并在中心城区要道上放置扫描仪监测过往车辆。这一方法模仿了美国高速公路上广泛使用的E-ZPASS系统，该系统可在不影响车辆正常行驶的情况下，以电子方式对车辆征收通行费。

　　——居民如何交易行驶权证？行驶权证和股票一样都属于有价证券，因此完全可以仿照股市交易平台设计行驶权证交易平台。

　　——外地车进京怎么办？外地车的驾驶者一般不是北京本地居民，因此这些车辆进京时，它们都需要在市场上购买行驶权证。

　　——假如出现行驶权证的价格操纵怎么办？相对来说，行驶权证市场出现价格操纵的可能性会更低一些，原因有三：

　　一是与股票等标准金融证券不同，决定行驶权证基本价值的因素比较少。二是行驶权证存在短暂的有效期，有效期一旦临近，投机者将面临巨大的亏损风险；三是无法从市场中购买行驶权证的人可以通过支付罚款来获得行驶权证。

　　——罚款的标准应该定在多少？笔者建议，罚款可以分成两部分：一是前一段时间交易价格的平均值；二是一定比例的额外收费。比如说甲的账户在4月的余额是-1，这意味着其超行了1天，那么可用1~3月行驶权证的平均交易价格，再加上20%的额外收费，作为超行1天的罚款。

　　——如何防止公权力在其中的违规？政府权力的滥用可能有两个：一是公车问题；二是寻租问题。笔者认为，可从两方面着手：

　　一是信息公开，对外接受问责。一些关键信息，诸如每阶段初始发放的行驶权证总数和该时间段内已经使用的行驶权证总数，尤其需要实时公布。同时，应该允许记者、律师和会计师等各界人士对相关机构的行为进行监督。

　　二是内部分权，互相监督。假如发行、分配、交易和支付这四个环节的权力分散在不同机构手中，那么任一机构滥用权力的可能性将会下降。

　　以上只是笔者想到的一些问题，并试着对这些问题给予解答。但是，很多问题的答案并不确定。

　　无论如何，随着中国经济规模扩大，提高效率将是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如何有效地分配公共资源，不但是实现长远经济发展的关键，也考验着中国制度设计的能力。道路问题如此，土地和水资源等问题也是如此。

　　或许，巧妙设计的市场化政策将成为中国经济改革下一个30年的重头戏。（作者分别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长江商学院案例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