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赐的便利的幸福

　　昆明城中常有各式各样的“读书会”，人们往往依靠步行就能到达图书馆、咖啡馆、茶铺、书店这类适合读书聊天的地方，清闲地度过一整夜。

　　苏娅

　　“只有在提到‘自由’两字会怆然涕下时，人类的情况才会好转。”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这句话，被久居昆明的作家董桄福作为需要强调的部分，写在采访回答之前。

　　就像卡尔维诺把经典视为现代生活不能或缺的“背景噪音”，在董桄福看来，不得不面对现实矛盾的时候，很多人会背转身去，从阅读中反复寻求解决问题的启示。他说：“阅读是一种天赐的便利的幸福。”

　　用阅读抵御孤独

　　老昆明人都记得北门街上的“北门书店”，这间李公朴于1942年开办的书店，原名“北门书屋”。小书店虽几易其主，但一直经营良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仍是昆明喜好读书的人爱扎堆的地方。整个大学时代，这间小书店是董桄福欢喜流连之地，小店周围旧书店林立，离电影院和各色小吃铺子也近，逛书店的人每每在新书旧卷里读得有了倦意，便溜达至文林街上的小吃店浅酌两杯，其意境、风致能从汪曾祺写“联大时期”的文章里见出端详。而今，“北门书屋”已由北门街搬到新闻路，改为图书批发店。

　　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人，大多经历过青少年时代的“阅读饥渴期”、后来出版业的繁荣，以至今天“电子读物”对纸本书阅读经验的挑战。

　　谈到个人阅读史，董桄福认为：“应当把‘阅读的独立性’作为首要的价值进行强调，这种由‘独立性’带来的阅读愉悦感，包含着在漫无边际的寻找中，与一本书相遇的过程，这是消费主义时代的阅读越来越稀有的经验。”

　　也许因为寻找和阅读的过程相对缓慢，对一些重要的书的印象于是能鲜明而深入。“文革”中被一把大火烧掉的家里的一本线装书，是他对书本的第一印象。后来，母亲用自家的蜂蜜为他换来一个手抄的《增广贤文》，成为他5岁至9岁唯一可读的书。

　　第一次感到有“阅读的饥渴”是上小学的时候， 因为家庭被划为地主，村里没有一个孩子愿意跟他玩耍，读书成了独自打发时间的一种办法。后来，母亲每周给他一两毛钱，到离家3公里外的集市上买连环画，“有一个老师在街上摆书摊，我在他书摊前蹲下，一本本地看，他也不骂我，一天下来，可以看十几本，最后花八分一角的，买上一两本带回家。 五年级左右（1980年），在他的书摊上花一块钱买到莫泊桑的《俊友》，那是我读的第一本外国小说，起码读过10遍以上。”

　　1983年，考上大理南涧县城一中，便经常跑县城新华书店，当时每月9元左右的生活费，只够吃饭，跑书店去也只为饱饱眼福。“当时的书店是不开架，想看书需要请服务员拿出来。有一个眼珠子突突的女服务员总会给我拿书看，买不买并不太在意。很感激那个人，至今我回乡，还会去书店看看，但是她早已退休了。”

　　整个大学时代，哲学书籍和自然神论的熏陶，让董桄福相信万物有灵且美，众生平等，天下为公的普世思想开始建立，比如，“美国自然哲学家梭罗的《瓦尔登湖》、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里一直拍打我神经的‘土地道德’四个字，让我有浓郁的泥土情节，此外便是后来读到的《圣经》，仅仅凭‘十诫’就规范了人类共有的道德律法和继续升级发展的必由之路。”

　　上世纪90年代初，董桄福大学毕业回老家当教师，正值出版业刚刚经历过一个相对自由的时代，各种各样的海外名著译介进来，让他经历了一个疯狂的阅读期，包括《茶树病虫害》之类的书籍都会拿来读上一读，“这些驳杂的阅读，逐渐汇流，终于形成了一种从泥土开始的底部关怀、不分等级地位的平等生命取向。我始终相信，书籍是生命尊严的表达者，而阅读是天赐的便利的幸福。”

　　纸本书的意义

　　董桄福每天总是花2个小时在书本上。有时只是坐在书房中，即使不读不念，只是静坐着，就能感觉到书中的“老灵魂纷飞”。

　　在他看来，阅读需要时间、需要停顿，才能进行思考，不然就跟机器“扫描”差不多，“必须保持阅读和思考的独立性，人和人才能通过书籍有交流。”在他以书结缘的朋友中，对其影响最深的是县城里的一个极具个性的现代派文人。

　　高二那年，董桄福在一次校园诗歌朗诵会上朗读了自己的一首诗，这位姓张的文人正好在场，便让老师转告董桄福周末去找他。至今他依然记得自己怯生生出现在那间装满书籍的房间里的感觉，“怎么也料不到这个小地方藏着这么一个书房，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黑塞的《在轮下》和最爱的方平译的《白朗宁夫人抒情十四行诗》都是向他借来读的。为了背下来，甚至将整本书抄了下来。”后来，搬到不同的地方生活，每到一个地方总会找到一个喜欢的书店，比如南涧县城的新华书店、大理的“树人书店”、昆明翠湖边的“麦田书店”。

　　昆明城中常有各式各样的“读书会”，人们往往依靠步行就能到达图书馆、咖啡馆、茶铺、书店这类适合读书聊天的地方，清闲地度过一整夜。昆明最早的“读书会”由台湾人王毅明于1998年开办，当时他来昆明旅游，便定居下来，开始组织在台湾早已成熟的书友交流，一些有相同兴趣爱好的人聚集到他家，由他导读一些平常很难找到或者难读的书籍。

　　董桄福自己也曾创办过“沙之书”读书会，并主持了一年之久，约有上千人参与。有时是大型讲座，更多时候是一二十人的小聚会，由他导读，大家分享心得，提出问题来相互解答。

　　在董桄福看来，在书籍中的交流是都市人抵御“消费主义”时代被动阅读的一种方式。今天，昆明的新华书店扩大了规模，新知图书城也开了不少连锁，却是以遍布城市的个性化小书店的关张、消失为代价。

　　“曾经，以文艺、学术、科技书籍为赚钱核心的书店也不得不重新选择教材教辅类书籍，或是以倡导人生吹拍升迁之道的指南类书籍作为卖点。阅读的重‘术’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道’的衰微，甚或‘德’也已经衰败到不可思议的地步。阅读变得越来越功利，丧失了超越性价值的阅读已难以再有‘安顿心灵’的意义。”

　　尽管如此，董桄福认为，仍有一些人对现实保持着警醒，“我想到托马斯·曼的一句话‘只有在提到自由两字会怆然涕下时，人类的情况才会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