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特平托门的教训

　　

　　电梯逆行、大桥垮塌、火车追尾，频发的公共安全问题，让人们惊呼，在经历了提心吊胆的“食品安全年”之后，我们又迎来了撕心裂肺的“公共安全年”。

　　是什么原因导致公共安全事故的发生？在追悼逝去生命后，这样的问题值得去追问。难道“生命无价”，只是一句空话？

　　命亦有价

　　突发事故，组织抢救，寻找原因，默而不言……仅仅是2011年上半年，人们就经历了数次这样的循环。每一次循环之中，我们都能听到这四个字——“生命无价”。

　　公共安全事故的出现，几乎都伴随着人员的伤亡，于是“生命无价”仿佛成为了一种咒语，虽不能挽回人的生命，却能体现出人们对逝者的关怀。

　　遗憾的是，无情的现实总是不断地提醒我们，“生命无价”往往代表的是理想主义的情怀而非现实，说的多了，也就成了一句废话。反倒是每次事故后对于生命价格的计算，让我们无法释怀。

　　计算生命的价格，并非现代产物，而是源于一种古老的哲学思想——功利主义。早在数百年前，彼时的哲学家与经济学家，便开始追求某种合乎逻辑的价值观，功利主义正是由此而生。功利主义学者主张，道德的最大原则，就是使幸福最大化，使快乐总体上超过痛苦。著名的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宣称，正当的行为就是任何使功利（产生快乐或者阻止痛苦）最大化的行为。

　　使幸福最大化，这并不是个好理解的概念，于是有人想出了一种放之天下而皆准的方法：将所有的收益与损失，都换算成可计算的金钱。

　　这样的计算，听起来十分荒谬，尤其当把幸福、快乐这样抽象的概念换算成金钱时，任何人都可以轻易提出反对意见——想象一下，你如何将在炎热夏天吃冰镇西瓜的感受金钱化？又如何将饥渴难耐时享受一份大餐的感受金钱化？

　　然而仍然有各路学者，在这条量化的路上孜孜不倦地追求。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桑戴克曾对受政府救济的年轻人进行过一次调查，受调查者需要回答一个问题，“给你多少钱，你愿意承受以下的经历？”——可选项都是些常人难以接受的经历，例如“吃一条大蚯蚓”、“切掉小脚趾”之类——最后的结果令人惊奇，人们为吃蚯蚓的定价（10万美元），甚至远高于切脚趾（57000美元）。

　　虽然有后来者指出，荒谬的选项和明显不合理的定价，本身就显示了金钱化的荒谬性。不过桑戴克仍坚持，自己的发现证明了，人们有可能将“功利”金钱化。

　　既然“功利”可以金钱化，那么生命同样可以金钱化。将生命金钱化的更多证据，来自于历史。生命与金钱的对等关系，自古就有明证。著名学者吴思在其《血酬定律》一书中，记载了中国自古以来的众多“血酬”记录，如咸丰九年，咸丰皇帝与福建布政使曾有一段对话，便言明当时的“命价”为三十洋元，约1800斤大米。

　　命价与安全

　　将生命定价不仅仅停留在哲学的思辨中，更被众多企业家紧密地结合在企业经营中。其中以产品可能发生事故，祸及人身安全的企业尤甚。

　　最著名的命价案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著名汽车企业福特推出了一款新车型，定名“平托”（pinto），由于其时尚的外观及合理的价格，福特平托迅速成为一款流行大众车型。然而对于这款车的安全性，公众也提出了很多质疑。其中一项致命的质疑，直指该款车的设计缺陷。有证据显示，平托车如遇到追尾事故，可能导致油箱起火甚至爆炸，从而引发严重事故。

　　公众的质疑很快得到验证，1978年，美国南部出现平托车油箱起火，车门由于受热变形无法打开，抢救人员眼看车内三人被烧死的惨剧。不过公众的质疑和惨痛的教训，都没有得到福特公司的回应，平托车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被公众所遗忘。

　　直到1994年，福特公司一份内部备忘录的流出，才让平托车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中。这份备忘录中记载，福特公司实际早已发现平托车的设计失误。然而福特管理层却在此时进行了一场生命与金钱的计算。

　　这则计算向人们展示了命价的残酷：福特估算，由于平托车设计缺陷，可能导致180人死亡和180人烧伤，外加2100辆车烧毁。按照当时的命价标准，福特公司需要平均赔付每个死亡者20万美元，每个烧伤者6.7万美元，再加上烧毁的平托车，福特公司预计需要付出4950万美元。

　　这个看似高昂的风险成本，却被另一种计算所平抑。福特计算，如果将1250万辆平托车全部召回增加安全装置（每个仅需11美元），将需要1.375亿美元。两者比较，福特得出结论，增加安全装置的花费，超出维护汽车驾驶者生命安全的收益，因此放弃召回计划。

　　这样一份备忘录被曝光，对于企业无疑是场灾难。福特公司为此付出了远高于原计算的成本，平托车最终也被列为20世纪最失败的车型之一。

　　这一事件的影响，也一直没有完全消除，对于人命的计算是否合理，从哲学层面延伸到了现实层面。人们意识到，无论是电梯、大桥还是汽车、火车，绝对的安全并不存在，因此，“买来的安全”也永不会消失，企业从设计产品的那一刻起，便会开始生命与金钱的计算。

　　命的计算

　　福特“平托门”另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也印证了“命价”的普遍性：福特公司用于计算的20万美元价格，并非该公司自己定出，而是美国国家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给出的每例死亡定价。据称，该定价是综合未来劳动力的丧失、医疗费用、葬礼费用和受害人的痛苦和伤害计算得出。

　　由国家机构定出命价，这看似有些荒谬，然而却是国际通行的原则。最近的一次计算，来自于温州动车追尾事故。据媒体报道，在各界的不断呼吁下，人命的价格正逐渐攀升——从最初的50万，已慢慢接近100万。

　　那么，命价的存在是否合理？命价又应该如何计算？这样的问题绝非只言片语可以解决。从古至今，已有无数人终其一生献身于此类问题，笔者绝不敢在此唐突论证。不过仍有一个显然的结论，可以供人参考。那就是命价的高低，与企业愿意投入安全的成本，呈正比关系。

　　这样的逻辑并不难解，企业在计算安全成本时，首先便要考虑命价的高低。试想，如果每条人命的价格高达1000万，福特高层的计算便会更改（如果“严格”计算，人命70万，就足以改变计算）。同样的逻辑可以延伸在任何一场公共安全的事故中，虽然没有绝对的安全，但命价提高后，相关企业对于安全的态度，就会发生扭转。

　　得到这样的规律，也许生命有价，也就没有那么难以接受了。

　　本报记者 吴楠J210SourcePh" style="display:none">